作者： 盛葳  《美术》杂志编审、副主编

“编辑”是知识生产过程中极为关键、不可或缺的环节，常常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和专门的技能。它意味着在保留既有信息“正确”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深加工，使之更符合社会和读者的需要。因此，编辑往往成为通往知识彼岸的“桥梁”和“阶梯”。然而，反常的情况并非没有。1935年5月18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对该年5月21日的任何记录，以“表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面目”。［1］

受高尔基“世界的一日”启发，作为发起人的邹韬奋、茅盾等左翼文学家，按照省份区隔，将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新闻、日记、小说、评论、摄影、版画、漫画在内的所有“信息”，几乎不加更改地“暴力”装订在一起，出版了《中国的一日》一书。【图1-2】

图1-2：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

在抗战爆发前夕，这本几乎不加“编辑”，收录文字476篇，计80余万字、800余页的著作，将那些似乎毫不相干、南辕北辙的文本汇集一册，“展示了中国一日之多种面貌”［2］。

《中国的一日》是一本极为日常化的出版物，但却具有深意。民国时期的中国，不仅政令不畅、交通不便、税收不统一，“九一八事变”以后甚至国家分裂，但《中国的一日》却将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碎片化的信息组合在一起，一方面以行政区划的方式重组了一张抽象的中国地图，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种对中国基层最真实的、最原始的呈现，从而象征性地建构起一个作为想像共同体的中国和中华民族。［3］

上海左翼文学家在他们的这项工作中，企图将对原始信息的干预降到最低，竭力追求原生态中的“真实”。但这种不编辑的编辑，同样是一种特殊的“编辑”，并作为一种“观念”，让他们的“艺术”走向“前卫”。与之相应的另一极端，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艺术家不仅不渴望“原创”，甚至反对它。后现代艺术中的大多数信息都来源历史与现实中既存的资源，对这些资源进行打散与重组的“编辑”行为本身，则构成了艺术的创新之途。

新媒体艺术评论家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将“有技巧地安排幻灯片的播放”看作一种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创造”。作为最小单元的每一张幻灯片都有其固定的形式和内容，许多张幻灯片的连续播放可以制作一部电影；但同样，将这些固定单元既有秩序破坏，并进行重新编辑，赋予其以全新的叙事结构，便可以获得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统统成为编辑艺术的新对象，因此，对于新媒体艺术而言，编辑不仅是一种偶然的技巧和手段，甚至成为系统化的“语言”。［4］【图3】

图3：马诺唯奇，新媒介语言，麻省理工大学出版，2000年

在电脑和互联网的技术和媒介条件下，通过编辑实现“创造”变得更加轻而易举。80年代以来，艺术家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中的图文和视频，以及各种编辑软件。“复制”和“粘贴”让“创造”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推动了后现代主义艺术及其理论的发展。媒介技术逻辑与前卫艺术观念在“编辑”中，获得统一。这不仅让“创造”变得“轻而易举”，同时也进一步使得“编辑”的“艺术”更为日常化，让艺术家的创作方式、创作对象、艺术作品及其人文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信息时代的来临更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编辑艺术家。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社交平台将电脑和互联网所构筑起来的系统进一步细化和生活化，当人们在使用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软件进行社交活动时，通常都会在原始文字、图像和视频信息基础上做出调整和修改，进行显而易见的编辑，这让原本由编辑和艺术家来完成的工作极大社会化、普遍化和生活化，进一步将电脑时代的艺术更改为手机时代的艺术。

正是因此，曾经意味着“权力”的编辑行为也越来越让步于个人化的信息处理。在过去的大多数时候，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书籍的出版，都必须经过带有强烈社会身份属性编辑人员的处理，他们首先会按照社会现实和未来需求对信息进行选择和处理，然后才会将其公之于众。“编辑”是社会知识需求的内容和技术中介，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人越来越多的直接进行信息的采集、加工、发布和追踪，换言之，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信息生产者。

每个人的参与和信息身份的变迁，让社会结构变成更加扁平的无限之网，让人们对同一问题、事件和现象不同角度的呈现和评论，同时也令“艺术”的生产变成个人化的临时创意行为，使“艺术”的内涵变为一个互动和无止无休的过程。然而，这却并非无限的，无所不在的“编辑”越来越必须遵守相应的技术及其规则——它们意味着全球消费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颠覆技术规则、打破叙事结构、解构叙事主体、切换叙事视角、扰乱试听同步、中断通讯信号，或重组信息结构，都可能具有创造力，并进一步与社会及其伦理相关联。

譬如徐冰的《蜻蜓之眼》，采用的几乎所有视频素材都来自于监控摄像头，没有任何原始图像的采集。通过对这些来自互联网的公开监控视频素材进行重新剪辑和编写，徐冰讲述了女主角蜻蜓与男主角柯凡之间爱情故事，涉及到今天为人热议的许多社会话题。作品的完成不仅取决于摄像头，也取决于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提供的大数据，很难想象作品能够有效的完成。互联网是一个庞杂的信息漩涡，对图像和视频的重新编排、重构叙事，都可能是新的创作——要成为好艺术家，首先要成为一个好编辑。

2010年7月24日是世界上极为普通的一天，就在这一天，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邀请全世界网民用摄像机纪录自己当天的生活琐事，并上传网络。YouTube网站利用这些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总计近4500小时的视频，按照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将它们拼接为一部电影“Life in a Day”（浮生一日），来展现同一天之中世界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该电影制作手段与高尔基《世界的一日》、茅盾《中国的一日》高度相似，但不同的是，它不像高尔基那样试图以此来呈现世界革命，也不像茅盾那样来展现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世界各地大相径庭的文化和习俗在互联网时代被纳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全球化现实之中。【图4】

图4：YouTube网站出品电影“Life in a Day”海报

许多生活在当代，聚焦当代，思考的艺术家都有相似的人文视角。与过去的20年，甚至10年相比，在我们所居住的都市之中，信息网络越来越比交通网络更为复杂和密集，成为现代生活无法脱离的重要基础。但是，通信和媒体技术的应用都有其惯例和规则，无论是在印刷时代还是数码时代，皆是如此，这些惯例和规则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然而，通过“编辑”，对技术应用规则和惯例进行颠覆：打破叙事结构、解构叙事主体、切换叙事视角、扰乱试听同步，或者有意识中断信号……种种打破习以为常并重建的语言和结构都可以为艺术带来全新的思考。

最近几年，随着AR、VR、AI等技术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艺术界对科技主题的创作、研究和展览也日渐升温，并逐渐形成一个热点和独特的领域。然而，人们对这一现象却常常作出不同甚至对立的判断，一方面，科技艺术的体验性与互动性让观众乐在其中、流连忘返，但另一方面，作为艺术重要基础的人文内涵却又被不断削弱。因此，关于“编辑部：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在生产”展览的策划思考，我试图重新在技术介入艺术的广泛案例中找回它们关于社会和人文思想的一面，从而避免将艺术单纯的导向技术本身。【图5】

图5：盛葳策划“编辑部：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在生产”展览海报，2018，广州33美术馆

与此同时，科学具有全球统一的量化标准，伴随消费市场的全球化，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如此，譬如5G通讯协议标准之争便是这样的例子。那么，科技对艺术的介入，常常会直接导致艺术时间感和空间感，亦即历史感和地方感迅速消失。因此，我试图在展览的策划思考中，重新建立利用新技术和新媒介手段艺术的地方历史叙事。《中国的一日》和“Life in a Day”利用的是完全不同时代的技术手段，但从“编辑”的角度看，它们仍具有高度相似性，这一演变过程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历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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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告》，上海《申报》，1936年5月18日。

［2］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第6页。

［3］沈松桥，《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像》，《新史学》20卷1期，2009年3月，第1-59页。

［4］Lev Ma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The MIT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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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昭一

责编：小清

供稿：“策展在中国”项目组

校对：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