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旅——悲鴻為雙雄傳神寫照

1939年6月，悲鴻與旅印學者譚雲山（1898-1983）在新加坡會面，譚帶來印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7）的信件，慎重邀請悲鴻訪問印度，「我們熱烈歡迎這位代表中國文化的偉大使者。您為印度帶來精神上的禮物，數百年前中印兩國都有著同樣的人文精神，您帶來了藝術，藝術真理必能克服惡劣環境。您的來訪讓我們更加堅強，我們的努力因此更接近完滿。我期待開啟中印友好關係的新時代，東方歷史文明的力量必能從黑暗中拯救我們！」

徐悲鴻，泰戈爾像，1940，設色紙本，51x50cm，徐悲鴻紀念館

泰戈爾將悲鴻比擬作一位「文化大使」，彷彿在詩人眼中，悲鴻的藝術及其創作，不僅是視覺上的造型，他的創作本身更像是推動古老文明再生的運動，具有哲學上啟後承先的意義。然而，在西方，泰戈爾一般被看作是一位作家（writer），而非哲學家（philosopher），這大部分歸因於泰戈爾翻譯自著的詩集，於1913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殊榮；但在印度，泰戈爾作家、哲學家，兩者皆是，普遍認為，他詩作精闢深刻，並具有普世意義，譬如戀人們傳遞情意，常引用的「世上最遙遠的距離」。不僅如此，包括印度國歌《人民的意志》、孟加拉國歌《金色的孟加拉》都不約而同使用泰戈爾的作品。泰戈爾筆下擅長藉文字點燃讀者的熱情、激情，同樣也吸引悲鴻前往印度親灸他的溫度。

隔年（1940）2月，悲鴻如願在孟加拉西部的聖地尼克坦國際大學與泰戈爾會面。泰戈爾，鬚髮如雪，宛如天神；悲鴻以他為模特兒，畫了許多張素描與水墨畫，其中一張完成度最高的作品現收藏於悲鴻紀念館。泰戈爾並將悲鴻介紹給甘地。此時的甘地已逾古稀之年，他的身體依舊健朗，目光銳利，思想敏捷。甘地不斷對悲鴻述及他所發動的「不合作運動」，如何鼓舞印度，擺脫長年為英國宰制的宿命，悲鴻為他的堅持震動，乃起意繪製大畫《愚公移山》。

徐悲鴻，甘地像，1940，紙本素描，24.5x19cm，徐悲鴻紀念館

《愚公移山》創作期間，是值中日戰爭最艱困的時期，畫中愚公帶領代代子孫為了剷平家門前的山，勤奮工作。畫中愚公身著鵝黃色上衣背對觀眾站在左後方，前方一系列「勞動」為主題的造型，更令觀者關聯起另一則在抗戰中著名的事件――國軍為打開中國與外界溝通僅有的一條通道，號召幾十萬軍民同胞，憑藉最簡陋的工具，甚至徒手，在中緬邊境的高山峽谷與原始森林中，硬是鑿出一條滇緬公路。畫中的主角愚公，彷彿寄託悲鴻「有志者事竟成」的宏願，悲鴻相信，只要有決心和毅力，必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1940年，印度的「雙雄會」，給予悲鴻在畫業上的野心，這些英雄人物的身影在成為他日後面對困境時，「刻在心底的名字」。

徐悲鴻，《愚公移山》，1940，布面油畫，231x462cm，徐悲鴻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