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在保利艺术馆参加徐邦达先生百岁华诞书画展时，一位文博界的先生说：徐先生虽然行动不便，但只要有一口气，书画鉴定界就感觉有主心骨在。如今消息传来，徐邦达先生百岁高龄仙逝，本已属喜丧，不应再有悲伤，但想到书画鉴定界的现实状况，还是有诸多的遗憾和感慨。

　　1949年后，徐邦达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在这里，他为国家发现和征集了大批的国宝级文物，比如他考证了现藏于台北被乾隆皇帝误判了二百多年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迹，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在青岛博物馆的故纸堆里发现了怀素的《食鱼帖》；他在河北保定的莲池书院发现了宋代郭熙的《窠石平远图》，都是得益于他的慧眼，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存才避免了被打入冷宫的命运。

　　徐邦达先生走了，我们在缅怀他的同时，应当给予书画鉴定这一古老的学科如何继承和发展以更多的思考。钱学森在世时曾多次反问为什么现在培养不出学术大师？为什么现在的大师几乎都是在民国时期接受的教育？学者岳南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也发出了“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诘问。纵观书画鉴定界，随着徐邦达先生的谢世更是缺少了能“一锤定音”的大师。希望文博界、学术界真正能从徐先生留下来的学术著作中汲取方法和营养，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鉴定人才，不要让徐邦达先生的“鉴定绝学”变成了“绝学”，更不要让“大师去后再无大师”变成残酷的现实。

作者：荣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