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绘画不仅对中国绘画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对南洋、中亚、日本、朝鲜都有一定的影响。明代是中国近古绘画的重要时期，中国经过元后期混乱统治以及自然灾害和长期战乱，社会得到初步安定，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和。农业生产恢复的同时，商业也得到发展，并使宋元以来已有一定基础的手工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在200多年的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文化艺术也出现了一个兴盛时期，但封建制度的强化完善，禁锢人们的思想，也使中国文化走上一条畸形的发展之路。这与明立国初的政治有直接关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小家贫，给人放牛，吃不饱饭，没有读书的机会，当和尚也是为了有个合理讨吃的身份(并不是对佛学有兴趣)。到了他参加农民武装，带兵打仗，才知道文化知识的重要，前人很多成功、失败的经验只有通过书本才知道，读书的用处越来越大，于是“书”成了朱元璋打仗、夺取政权、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他对符合统治者要求的书极力尊敬推崇，反之一概排斥。

　　朱元璋在其政治生活中使用读过书、有学问、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替自己出主意、办事，如李善长、陶安、李习、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这些人在思想上继承宋儒的传统，坚决维护旧制度、旧秩序。所以，朱元璋的大明政权，很快由最初反抗旧制度、旧秩序的农民武装组织，迅速转变为恢复封建旧秩序，保存封建旧文化的卫道者。由于朱元璋的思想局限，对书本的过分推崇，加上身边文人重臣的守旧思想，使得原本是向天下选拔统治人才的科举制度，进一步走向经院化。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出自四书、五经，要求文体仿宋经义，用古人立论行文，并且只能根据几家指定注疏发挥，绝对不许有自己的见解。禁止接触现实生活，禁止过问政治。这种远离实际生活的学习和考试，使的天下的读书人，不用读四书五经以外的书，不必知时事。这种强制盲从古人书本，不许有新的思想，不许有和古人不同的思想和科举制度的运行，结果是进步的思想被扼杀，科学的发展停滞，在学术观念上，长时期地停滞在几百年以至上千年的水平上。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挫折，其影响很深，很远。

　　人的独立思考被否定，当然也就不会有“离经叛道”之举。这样，文化上的拟古，思想上的不思进取便有了冠冕堂皇的名称：“继承传统”。似乎能说圣人的话，便和圣人一样伟大了。

　　产生于这一背景下的明代绘画，当然也就成为中国绘画摹仿前人，在前人基础上完善技术的时代。

　　明代设有宫廷画院，可在编制、职称上都与宋代翰林图画院不一样，虽然有画院之名，却没有一定的隶属，画家也没有专业职位，甚至很多画院画家的官衔都是宫廷特务的头衔，画院画家的唯一任务也就是讨得皇帝的欢心，因为皇帝是“随其兴而嘉奖或处罪”。洪武年间，画家赵源“以应对失旨坐法”，周位“被谗就死”。盛著，本是内府供奉，因画水母乘龙背于天界寺影壁不称旨，被处死。而沈希远等，因画御容称旨得荣宠。

　　在“仿古”和“媚上”的多重观念作用下，明代画家都选择了走“继承传统”之路，力求“笔笔有来历”得“古人本原”，对宋、元绘画“心追手摹”。由于不用探索、创造，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技术的锤炼上，所以在明代特别强调笔墨情趣，技法被目的化了，画面成了技法的累叠，因袭模仿之风气盛行。以能从自己的画面上找到古人的出处为正宗，为评价标准。虽然都是摹仿，但也要分出高低贵贱，所以要给古人分宗立派，力图归纳统一认识。又因为“禅家有南北二宗”，也就顺利成章地给唐宋以来的画分为“南北二宗”。不仅牵强的把唐宋以来的绘画分成南北二宗，更大的问题是“崇南贬北”。认为“南宗”是文人画，有书卷气。“北宗”是行家之画，只重苦练，无天趣可言。虽然这种分宗别派有一些道理，是一种总结。但它的出发点和导向是使意识和观念趋向统一，希望从中找出一个标准，有统一的目标。这种观念被当时社会普遍接受，是中国绘画开始走向狭隘的时期，这种狭隘在明末开始泛滥成灾。

　　但是崇尚“南宗”的画家也只是不用勾斫之法，用笔墨渲淡。只是过分强调笔墨风趣与形象的“脱略”，对元人所论形神问题，片面地进一步发挥，极力推崇赵孟頫、倪瓒、黄公望。明代最具影响的明四家、董其昌等等，所崇尚南宗“灵性”、“顿悟”的画家，他们的作品立意、严谨不如宋人，笔墨虽“心追手写”而及元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都落入所贬的北宗“渐修”的境地，与“顿悟”还相去甚远。

　　虽然明代也有少数艺术家，并不完全受当时社会风气所左右，对艺术贡献了自己的创造力，但并不是明代社会的主流，也大都不被当时的社会承认。

　　总的来说明代绘画，是中国绘画从鼎盛繁荣走向没落的开始，对笔墨情趣的推崇，其实是对技术的推崇，是对艺术本身的背叛，对绘画分宗别派，统一思想认识(推崇文人画)造成了“家家子久、人人大痴”。这些对中国绘画艺术消极的影响，到了清代体现得最为严重。

　　直至今天所喊“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其实也有相当成分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画面上“有石涛、有八大”的印迹仍然可以很牛，视为高级。如果有“四王”就显得没有见识，“不高”了。“传统”应该是前人勇于探索、创造的精神，而不应该把前人的成就当成今天的荣耀，思维方式的“引经据典”、“有书为证”是艺术创作的死敌，只有“离经叛道”，才可能有发明创造。

作者：徐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