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青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这段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和恩师在一起的时光。先生平生所做的一些大事也多为世人所知，那么我就说一说与先生相处时的一些小事吧!

　　二○○三年夏，应大连友人的邀请，我陪史先生及师母到大连避暑，朋友把我们安排在一家酒店，并派一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史先生是全国知名的学者文物鉴定家，且年事已高，为了表示敬重和起居方便，友人给史先生夫妇安排住了套间，没想到史先生一进房间便闹着换房，老先生直说：“这还了得，这还了得，一定换标准间”。经过先生的抗议及工作人员的请示，最后给史先生换了标准间，自此我陪先生数次外出，先生无不说着同样的口头语，把套间换为标准间。

　　大连是靠海城市，盛产海鲜，所以每餐都安排各类海产品，由于我们用餐人少，难免时有剩余，老先生便大声向服务人员抗议：“太浪费，一定多减去几个。”由于老先生不断地要求减菜，后来只剩下简单的四菜一汤了。

　　史先生在生活中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一身中山装穿了几十年，没见他换过什么新衣服，更不用说什么名牌服装了。平时在外吃饭，无论饭菜剩下多少，老先生一定要我们打包带回。但是在买书和收藏与文物有关的物品上老先生却出手大方从不吝惜金钱，遇到好的书籍，史先生不论价格，一定购买若干分送弟子。我曾听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讲过一件事，民国时期史先生曾出资帮著名诗人顾随先生出诗集，该书用纸考究，印刷精良，耗资不菲。几十年来，史先生从未说起过此事。记得先生曾说过一副联语：“无事不出门，有钱便买书。”老先生对物质的享受要求极低，而一生的精力和财力都用在了做学问和他钟爱的文物事业上了。

　　史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幼喜读书，性近文史，一生饱学，且记忆超人。每当有人盛赞先生的学问时，史先生无不谦虚地感谢老师们的培养，比如史学家陈垣先生、于省吾先生、顾随先生以及亦师亦友的启功先生。正因为对诸先生的感念，史树青先生对待向他问学的年轻人无不珍爱有加，倾心相授。追随史先生十余年，对于先生的无私授业我是深有感触。二○○二年我偶然得到已故著名书家郑颂先先生写给史先生的一封长函，及怀素圣母帖书法一帧，我告诉先生想把这段逸事写出来，先生不顾年迈之躯，从民族大学赶到东单东堂子胡同老宅，翻箱倒柜给我查资料，帮我考证郑先生的身世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郑颂先生与张伯驹先生共同创办中国书法研究社的经历，助我完成这篇小文并发表于当年的《收藏》杂志。

　　在从史先生读书之余，我的职业是绘画，由于没有别的收入，我就以卖画为生。先生经常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关心我的事业发展，每逢我举办画展，先生必亲临捧场，并向众人极力推荐我的作品。有一段时间画卖得不好，老先生知道后把我叫到国家博物馆，为我的作品题跋，有了先生的提携，作品自然是“畅销”了，每当我想起这些莫不热泪盈眶。此生只有以努力读书画画来报答先生的恩情了。

　　史树青先生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后，经余嘉锡先生的推荐，分配到北平国立博物馆工作——即今天的国家博物馆。自此，先生便开始了为国觅宝护宝的生涯。先生一生为国家博物馆征集了无数的文物，最知名的有成吉思汗皇帝圣旨金牌，赵孟頫书法册页以及闻名于世的成吉思汗画像。史树青先生一生喜爱文物，无论他出差到何地，第一选择便是去考察当地的文物市场。他常说：“沙里觅金，人弃我取，才是收藏的最大乐趣所在，而收藏家的最高境界则是藏宝于民献宝于国。”先生这样说，他的一生也在这样实践着他的诺言。

　　惊悉史树青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痛心不已，当时曾写下挽联纪念先生，今录如下再示对先生的怀念：

　　砚泠墨残竹影书屋失旧主自此再有疑难无问处

　　情悲意寒品一草堂别恩师奈何只能锥心哭先生

作者：荣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