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表忠观碑》

　　□李衎兑

　　苏轼作为北宋“尚意”书风的中流砥柱，推动了“以意为书”的艺术变革。在他的引领下，黄庭坚、米芾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在艺术形态以及对古法的感性理解上做出了新的诠释。欧阳修所感叹的“书之废莫废于今”之局面也在此时被彻底打破，形成整个宋代书坛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所谓“尚意”书风强调的是“笔意”和“意趣”。苏轼曾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成法的蔑视，而实际上是在长期浸淫古法的基础上，在参悟境界和理解程度上的升华与变通，绝不是简单的以己意取代古法，故而他又说道：“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这种自信自是一般书者无法比拟的。

　　《表忠观碑》拓片局部

　　众所周知，苏轼以行书名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即出于其手，盖因行、草书点画连绵贯通，其各种变化及元素的丰富性更适宜抒情达意、展现个性，从这个立场出发，其优势远胜一笔一画的正书。但综观东坡诸多传世书作，其楷书数量也不在少数，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皆佳作也。不但功力深厚，极得唐法，更兼有行书笔意，寓洒脱飞扬之韵于清雄沉毅之内，于宋季书家中尤显难得。

　　苏轼于楷书尤擅大字，所书碑版颇有颜鲁公气势，巍峨雄浑且不失灵动遒健之姿。现立于杭州钱王祠的《表忠观碑》为其盛年之作。据碑文所述可知，杭州知州赵抃向宋神宗提议，褒扬前吴越国主钱氏一门对宋室之忠，以建“表忠观”。苏轼为赵抃故交，遂应其邀而书丹。此碑书于元丰元年(1078年)，原石有张有篆额，惜不久碑石即损毁。南宋绍兴年间，据拓片重新刊刻立碑于原址，明中期移入杭州郡庠，经明末战乱后不知所踪，直至清代乾隆年间，碑石方又惊现于世，置于新建之钱王祠，至今犹存。另有明代翻刻本数种，于古朴茂密处多有不及。作品在面貌上得《东方朔画赞》神髓，点画丰腴而见骨，斩截有力，笔法精微，意态雍容稳健，字势稍向右上扬。结构内紧外松，开合有度，字里行间透出淡淡的超然意味，其政敌王安石在见过此碑后也不禁为之赞叹。或许，苏轼自卷入政治漩涡后，种种的艰辛与磨难已使他愈加地坚强与达观，而这种思想及至人生观的转变也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他的各种艺术创作领域中，无论其文、其诗，抑或其书。

　　《表忠观碑》拓片局部2

　　“宋四家”习书多从唐楷入手，且皆习颜。关于苏书之取法，黄庭坚曾有述及，言东坡少时规摹徐浩，中年写颜真卿，晚喜李北海。在苏轼的楷书中，颜体是主要的取法对象，原因正如其自言：“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以后人“难复措手”来形容颜书之高，足见颜鲁公在他心中至上的地位，与此同时，颜氏端厚忠义之品格也是他精神上的支撑。苏轼论书向来重神轻形，鲁公在艺术上的创变意识以及所形成的淳朴苍浑书风，才是对他最大的触动。苏轼学书之可贵即在于不仅仅学颜书之貌，更能穷究其理，以颜氏的艺术思想为契机，根据自身的兴趣，巧妙地弱化了颜楷点画中的厚度与弧线，将李邕的爽直劲健与之相结合，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表忠观碑》拓片局部3

　　学颜自非苏轼首创，此前的韩琦、欧阳修、蔡襄都曾学颜，并在当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苏轼在书法一隅多得益于其师欧阳修的指授，其学书渊源，如学颜、学李与欧阳氏一脉相承，其书学观上的“游戏娱乐说”思想也是在老师“以书为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娱乐之心态作书，是为了削弱书法中的抄写功能，使个人的性情和修养能完美地展现出来，更好地从艺术层面来调动创作的积极性。在他看来，真正的高书应“妙在笔墨之外”。从《表忠观碑》中，我们即可领略到他诗人的情怀与超凡出尘的学者韵度。韩琦、蔡襄等书家学力不可谓不深，但可惜的是，“由古人处得神韵”是他们毕生的追求，如何突出自己则似乎是有违传统的。“尚意”并非轻法，更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顺应时代的艺术发展方式，相信只有对苏轼的艺术思想及书学渊源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能慢慢地读懂他。

　　来源：《中国书画报》书法版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