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事物的发明与历史再创造：与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对话

　　语言：法语，中文翻译

　　本活动免费。由《艺术界》、OCAT研究中心和法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

　　如果说所有的历史观都预设了一种时间观或独特的时间体验，那么艺术史的时间是什么？此问题并非企图找到某种独立于艺术史自身发展进程的知识，而恰在召唤史学史的反思。如果对迪迪-于贝尔曼所处的学术传统稍作揣摩与回溯，会发现艺术史研究在法国一直处于两股力量的博弈张力当中：一方面是艺术史作为一门辅助性学科与历史学这一“皇家科学”的知识性博弈；另一方面，在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引领的知识转型的影响下，艺术史内部还存在着实证艺术史与难题性艺术史之间在方法与对象层面的学科性角力。

　　从师承以及学术风貌上来观察，迪迪-于贝尔曼无疑属于难题性艺术史家的范畴。作为“双重的少数派”（从师承上讲，难题性艺术史家还包括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于贝尔·达密施、达尼埃尔·阿拉斯和路易·马兰，但从学术诉求上讲——这方面无疑更为紧要——还有作为难题性历史学家的米歇尔·福柯、文化史家的瓦尔特·本雅明、哲学史家的雅克·德里达，以及迪迪-于贝尔曼获益最多的阿比·瓦尔堡)，后者在知识与学科层面被一再边缘化，但同时也将一个类似拉康“要钱还是要命”的悖论回掷给在历史主体与学科主题的双重稳定性下对自身预设视而不见的传统阵营。在另一方面，难题性艺术史并非要与历史学一刀两断，恰恰相反，它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性来调整当下与历史的关系，即从图像独特的时间性入手——这就回到了那种徘徊于艺术史历史观之下的时间体验，不仅要将图像从它在历史学及以其马首是瞻的艺术史研究那里获得的对象性中解放出来，还要促使后二者在此更新中敞开自身。

　　本次对谈沿着以下问题展开：图像如何能为一般历史性提出难题，进而促使后者反思自身？换言之，如何解读、阐释并拆解传统历史学对图像的时间性与对象性的规定？这种拆解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来自哪里？我们与图像的关系如何反映在政治伦理层面？（即其在何种意义上触及了共在的可能性）该关系的改变意味着什么？如何面对一段陌生的记忆？这种陌生感是重新想像世界的基础或深渊。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

　　1953年生于法国圣艾蒂安，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Louis Marin教授的辅导下拿到博士学位，并于1985年起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教并持续至今。他的代表著作包括《直面图像》（Devant l’image, 1990）、《幸存的影像》（L’image survivante, 2002）和《歇斯底里症的发明》（Invention de l’hystérie, 2012）等。迪迪-于贝尔曼的策展实践也是他整体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1997年法国蓬皮杜中心与Didier Semin共同策划《印记》（L’Empreinte）、2001年法国弗雷努瓦国家当代艺术工作室策划《一地寓言》（Fables du lieu）、2013年西班牙马德里索菲亚皇后美术馆策划《阿特拉斯：如何肩负世界？》（Atlas: How to Carry the World on One’s Back?）等重要展览。迪迪-于贝尔曼的思想脉络可被总结为当代艺术的诗学、艺术史传统的批判性解读与基于瓦尔堡图像研究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新型图像哲学。遵循瓦尔堡“无名之学”的脚步，迪迪-于贝尔曼的图像研究可被视为一种将文化整体作为对象的精神病理学。

来源：艺术界LE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