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谢利哈诺夫《会面》青铜，26×28×20厘米，1997，中国美术馆藏

　　恰逢中白两国建交25周年之际，谢尔盖·谢利哈诺夫和康斯坦丁·谢利哈诺夫的作品同聚中国美术馆。祖孙两代人的展览是一段跨越60年的故事，一段佳话，一段美丽的“中国故事”，与展览本身融为一体。让展览更加温情，更具诗意。笔者有机会对艺术家康斯坦丁多次深入访谈。渐渐地他和他祖父的故事更加完整了。我们应有的在不同时空、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好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共识。

　　李继飞：请谈谈您的祖父谢尔盖·谢利哈诺夫。

　　康斯坦丁：我的爷爷谢尔盖·谢利哈诺夫是白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雕塑家。我们国家的《胜利纪念碑》就是他创作的。他的很多作品都收藏于白俄罗斯的国家美术馆。很遗憾，由于他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在艺术上我并没有得到太多传承。我的作品更多是自己的风格。但我知道那时祖父来到中国是很高兴的。他在中国雕塑的作品也很自由，他自己也对在中国期间的创作很满意。在那个时代苏联的艺术家创作的自由度受到限制。都是在规定的命题下创作的。祖父来到中国没有太多限制，感受到了不同于他在苏联的氛围。因此他很愉快地创作，这些作品都是从感性出发的。而且他在中国时对陶艺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的雕塑里也出现了一些陶艺的技法。爷爷在从事雕塑之前是一位画家，所以他的雕塑作品有绘画的特征。这也是他与同时期雕塑家明显的不同。因为每到一处时间都比较短，所以创作这些作品雕塑的时间也比较短。但有些是绝无仅有的，比如《齐白石》肖像。这是唯一在齐白石老人在世时，由白石老人做模特来塑造的。当时白石老人年事已高，经常睡觉。于是我祖父在老人的住处等了很久，期间还画了一幅白石老人的速写。直到他醒来，便迅速地雕塑完成。并且在每一尊雕像上都有被塑的人的亲笔签名。现在这些作品静静地展示着那个时代的故事，唤起着尘封的往事。这些鲜活的形象，文化名人、著名演员、普通百姓、黄包车工人，正向当代的中国人展示着那个年代的社会的风貌。

　　李继飞：我所了解的俄罗斯美术学院教育来自于在2005-2009年，这三年多我在俄罗斯留学期间对列宾美术学院的了解。俄罗斯的美术教育都是来源于意大利、德国、荷兰、法国的。建立美术学院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俄罗斯建国的需要。彼得一世需要大量的建筑、雕塑、绘画的人才来建造他的帝国。因此俄罗斯美术教育被烙上了技术的印记。但俄罗斯对历史教育的认识从来不缺少。列宾美院副院长宾西克夫说过“一个艺术家如果缺乏对历史的了解那真是太可怕了”。而在俄罗斯国家美术馆中，陈列着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尼德兰、现实主义、立体派、极简主义、构成主义等几乎所有时期的世界著名的大师作品以及本国在同时期的作品。由此可见，对于美术史和美术理论在苏联和俄罗斯是很受重视的。您的作品以1990年左右为界，明显在形式上有了转变。有些受到亨利·摩尔、达利、毕加索的影响，也有些有贾科梅蒂、马约尔的影子。

　　康斯坦丁：我受到的是传统的学院教育，正像您在列宾美术学院看到的那样。在学院中所学到的艺术知识大部分都是技术方面的。几乎没有老师教我艺术是什么。大学时代我对艺术史和理论的了解很少。很少了解欧洲和其他国家的艺术，更不知道我要什么样的艺术。后来随着社会的变革，信息的增多，我开始关注其他的艺术形式，因此我创作的作品发生了变化。

　　李继飞：很多观众认为您的雕塑并不是让人看不懂的、令人费解的单纯形式艺术。让人欣赏雕塑美的同时能浮想联翩。很多观众很喜欢。

　　康斯坦丁：谢谢!是的，我的作品都是叙述型的。有的是来源于宗教，有的是我青年时代对苏联的印象，有的则是我对世界人生的思考。

　　李继飞：您喜欢中国吗?对中国、中国的雕塑家和他们的作品有什么印象?

　　康斯坦丁：当然，我喜欢中国!中国发展得很好、很快，充满活力!

　　李继飞：那您考虑到中国来工作、创作您的作品吗?在中国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您的作品。

　　康斯坦丁：我参观了吴为山先生的工作室。我感到很震惊!那么多雕塑在展厅中陈列，而且都是由他亲手完成的。很了不起!我很敬佩他!我们国家的历史很短，本民族的文化不像中国那么深厚，我们的许多文化元素都来源于欧洲。而中国很多艺术都根植于本土文明，吴为山先生的雕塑就是如此，像中国的书法，有着独特的艺术语言，是不同于欧洲的，有着明显的中国文化印记。中国的艺术家有丰富素材，因为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

　　李继飞：文化艺术像大树。我们看到的艺术像树冠，而养料来源于树根，这就是文化。文化与艺术血脉相连。正如您的作品一样根植于白俄罗斯这片文化土壤。虽然您和您祖父有着时代差别，您的作品受20世纪欧洲和当代世界的影响与您祖父的作品在形式上有着不同，但是能够看出您们作品中的共性，那就是传统的学院教育的痕迹。

　　康斯坦丁：是的，这也是我想说的。我的文化根基在我的祖国，我不知道到中国我会不会适应。

　　李继飞：您可以像您的祖父一样，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感受中国，创作作品。这也许是个好主意!

　　康斯坦丁：是个好主意……

　　在康斯坦丁的讲述中，描述了苏联时期雕塑创作对题材的限制，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他在学院侧重的技术训练，之后由于社会变革，西方文化的波及，让他对艺术重新认识，正是一个艺术家成长的历程。这也是中国艺术家讲的“由技入道”的过程。中国艺术家同样经历了80年代初的“伤痕”艺术、90年代初的“新思潮”、信息时代下的全球一体化。其共性是无论如何变化，艺术家都在关注他们生活的社会、时代、国家、民族文化，这在康斯坦丁和他祖父的作品中可见一斑。这正是我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交流的基础。文化从来不是孤立的，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之间就像连通器里的水，本质都是相融相通的，共识多于差异。正如费孝通先生对不同文化关系的总结时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曹春生先生是中国当代成就卓著的雕塑家，美术教育家，他也亲临展览，我对他也做了一下简短访谈。曹先生的讲述对观众理解这次特别的展览也很有帮助，特录于此。

　　李继飞：曹先生请您谈谈对“塑痕——中国记忆”这个展览的观感。

　　曹春生：从今天展出的作品来看，雕塑家谢尔盖·谢利哈耶夫是一个优秀的、高产的雕塑家。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创作了这么多作品。那个时期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包括艺术。我们看到的许多美术作品原作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苏联在50年代初期多次来华举办大型美术展览，参展艺术家包括著名油画雕塑大师格拉西莫夫、约干松、托姆斯基、符切基奇、穆希娜等人。我印象很深的有穆希娜的《风》、《工农联盟》，女农场社员的健康的形象很感人，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展览在当时全国的美术界引起轰动，各个美术院校都有老师、学生赶来北京看展览。记得鲁迅美术学院附中的3个学生利用周末来北京看展览，晚回去一天，结果被学校开除了(当时的学校管理非常格)，可见当时美术界对艺术的渴望。同时期，苏联还派美术专家来中国办训练班，莫斯科苏里柯夫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著名雕塑家克林杜霍夫在京举办雕塑训练班，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也是在那个时期。那时我们都是通过《星火》杂志，一本苏联的期刊，一个月一期的，来了解苏联美术的。西方的也有，但很少。另外当时我国只和苏联有文化交流，和别的国家还没有建交，也看不到。画册也是很稀贵的东西。记得还有个叫克里马申的水粉画家，画了很多北京古建筑，画得很棒!大家特喜欢。同时期中国先后派出几批学生赴苏学习美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晨朋先生受中国美协的委托定期报道苏联美术界发生的大事件、重大雕塑落成等消息。那一时期全面向苏联学习中的文化交流对中国后来的美术界影响深远。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李继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