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还好吗？

我现在所居住的木渎，与我一个拜把子的兄弟有关。该兄弟姓李，是我初中的把兄弟，我们一起看《少林寺》，并且一起练武，有似胸有大志，从小练武打坏人，至今我四十岁开外了，躺在草地上，仍能玩一个漂亮的鲤鱼打挺，或者乌龙绞柱，瞬间完成站起来的动作。这个曾让我一些客户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事实确是没有打过什么坏人，高中时打人，差点被开除了。如果不是教我书法的教导主任孙先生的帮忙，我可能就是我那个李姓的兄弟。李姓的兄弟初中毕业后，就来到了苏州，据说是在木渎街头卖翻版书，后来又去了上海，卖假酒，以次充好，据说最多抓住罚款了事，有一次见过面，他说起这事，说是被抓住了，由于并不是假酒，而是以次充好，罚了七千了事，李兄高兴得不得了，七千块钱真是毛毛雨，卖几箱剑南春就出来了。

倒记得一起练武的时候的理想，兄弟一个头砸在地上，无话不谈，他的理想是将来赚到钱，把全乡父老的农业税都包了。事到如今，兄弟下落不明，但农业税是早就没有了，并且农户还有补贴拿，想到理想，大约是一种很容易找个借口就抛弃了的吧。我的理想，是在文学上，那时兄弟就帮我，成立了嫩芽一样经不起风吹日晒的文学社。并且真的坚持了一年，和我一起写稿子，投到电台，报纸上去。十年后，他的文学没有了，我才在市一级的党报上发表第一首诗。

我突然想起了兄弟，或许是想在精神上寻找生命来处，根部的一些土壤的气息，大抵相见，再也分不清什么是官，什么是民，民国的知识分子都很有理想，民国失败了，被意识形态弄得很边缘，或许只有台湾人，总那么煽情，他们说，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民国两个字，一堂学子，痛快的哭了。

我们就成长在这样的土壤中，所有的悲欢，都有一种冥冥中的注定，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很难转弯，面对另一种可能。或许我和所有寂寞着的人们一样，不过是想通过艺术，通过美学，透露我们的生活里，还有另外的一种或多种可能。而不是老拿那张旧船票，登那条子虚乌有的客船。

我想我的那个兄弟，一起在一个春天的草地上比试，谁能更快的做出漂亮的鲤鱼打挺。上次见面到现在，又十多年过去了，印象是活得还好，肚子有点大，估计打不出来了。如果他没有带着理想，他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生活里大多数人的宿命，并不需要指责，如果指责了，他未偿不会拿钱来砸我。我记住的，是当年的那个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