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展览筹划了很长时间，最早认识冯放我就知道他决意想画画，他以前涉足过艺术范畴的多个专业，还是觉得画画最开心，要回归他的初心。当然画画就要做展览，我们也一起做过不少展览，在欧洲也做过展览，他的作品还是有很大张力的。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冯放的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的力量真是超过了他画的所有画，本身就是很好的艺术作品。当时他还是想把纪录片做成创作的素材，记录和思考，但我觉得可以直接把它做成很好的当代艺术作品，而且这个事情不仅是艺术，它的确是一件事，对全社会来说是需要有方式去解决一件事，希望能够让大家都知道，参与、讨论，避免继续发生。

      冯放决定在今日美术馆做展览，那个时候还很早，最初想的还是做架上绘画，1号厅的预定是很紧张的，因为最初没有把握能够拿到现在1号馆展厅，要很长时间排队。后来协调说能够有一周两周空档期，这样的话我们也愿意做，这个厅挑战性很强，如果是比如说在2号馆和3号馆我们就不打算做成这样子，做成架上绘画的展览就差不多，但既然有了这样的空间，冯放就开始重新构思展览。刚好疫情来了，展览有推迟，使得这个主题也更加深化，从鸟殇到殇，认识的推进，社会疫情事件发展到了这一步，推动了大家往这个方向去想。

      我在想刚才端廷老师说当代艺术，观念艺术有四个阶段，我从来看不清世界艺术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艺术真是太复杂多样了，艺术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态，这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左右它的发展方向，那么导致冯放今天这个展览绝对不是因为我想做一个什么展览而生，绝对不是，完全是冯放亲身的经历决定的，他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才导致我们给出这样一个结局，做出这样一个展示。

      冯放所有的作品里面，我们看起来比如说比较唯美或者是比较西式，做的很完美，其实不是，他所有的作品都有故事，所以这是冯放跟一般当代艺术家不同的地方。我当时只跟冯放提一个问题，我说你下一个展览展什么。我平时我做编剧，我知道故事写完再写一个故事很难写，等你写到第三第四，写到十个故事，你所有的故事没了，你再编出来的故事绝对不感人，故事不完全是编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为什么你们专门学编剧的还编不过我呢？因为你没有生活，你完全靠脑子想是不行的。所以冯放这个展览除了冯放，其他人都做不出来，他们没这个经历。

      我觉得当代艺术分两种，一种就是完全市场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什么需要就做什么作品，我也可以把它做成是假装式的，假装一个样式，这个样式还可以复制，但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是基于自己切身经验，接地气的艺术。讲老实话我还是特别佩服冯放的，冯放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他用自己的钱做了一个全社会都应该做的事，他凭什么花钱做这个事，并且为了展览的整体性，他拿掉了多幅自己的绘画作品，展览多少卖几张画不挺好的吗？因为冯放有胸怀，我作为策展人很钦佩。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的确需要有一批这样的艺术家，比我们在欧美艺术界看到的艺术家对艺术，对社会责任担当更多，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艺术家思考更多的还是投入产出。

      对冯放来说他那么多优秀绘画可以拿出来展览，从绘画本身来说也有震撼力，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做这个大型装置为主的展，还是因为社会责任感。他花了那么多年去做纪录片，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我觉得要有更多的艺术家关注这样一些事件，揭示社会问题，艺术家的价值真的就实现了。在今天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艺术研究后，我比较悲观，艺术还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假如说画画为了好看，那我们今天有很多方式制造一个好看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制造一个轰动效应，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可以制造更轰动的效应，那么艺术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它的社会作用具体在哪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冯放这次展览至少告诉我们，如果真的不去追求某个潮流，我们关注身边一些事情，艺术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冯放和他的朋友用自己的这样一种行为，已经避免了许多候鸟在鸟道上被捕杀，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非常了不起，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举一反三，能够联系其它的事，避免更多的悲剧性事件发生，像那些捕鸟的人就是一种比较愚昧没有开化的行为，为那一点点很小的利益做出一些很大的伤害，其实如果有人给他做这些方面的启蒙，或者再提供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不至于犯下如此错误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冯放这个展览，今后还可以继续研究，发挥它更大的意义。

      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殇”个展策展人

 

 

作者：彭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