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王阳明的“吾性自足”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最富诗意的理性箴言。照我们东方的语意，直接的解释为：我思考，所以我存在。然则照笛卡尔所依据的自古希腊以来的语义，则应译为：“我思考，所以我是。”这“我是”指的“有作用”，“存在”仅是“是”的一种、一个内容。“有作用”，是“存在”的根本意义。当然，“我思故我在”，在翻译上“达、雅”有之矣，而“信”则稍逊，但不是错误。以我之见，“我思故我在”，确实已然表达得相当妙，欲知其详，则可读笛卡尔《谈谈方法》的全部内容。笛卡尔以为理性与生俱来，思则有之，此则与王阳明有相通之处。笛卡尔认为人生来便固有天赋观念，一定要用理性思考，才能发现他们的存在。这和柏拉图所谓的人类用不朽的生命对永恒的理念的回忆如出一辙。只是柏拉图没有哪怕局部地实现这回忆，而笛卡尔却不厌其烦地在能量守恒、解析几何、生理学、天体物理学诸方面观察、实验和探索，于上述诸领域，厥有大成，他的方法是从最简易的事物起步，然后奔赴绝域。首先，他“怀疑”(他人的判断并非我之判断);其二，分类(不是东方式的“混沌”);其三，秩序的思考(一点一滴地循序而前行);其四，全面的审查(不使有含糊与遗漏)。这与《大学》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高论不谋而合，只是二千五百年前中国人的认识方法，仅止于内心，而不付诸实验，而笛卡尔是必须于实验之中证实后，始信其真实存在的。

　　中国人深知宇宙是一个无可穷其奥妙的存在，所以二千三百年前庄子以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的危险性，提出“六合之外，圣人置而不论”的命题。而老子则更以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自佛家东渐，唯恐人类坠入“我执”(“烦恼障”，面对不可知的一切，空生烦恼)和“法执”(“所知障”，知道了很多，反成认识本质之障碍)，王阳明在贵阳修文县龙场悟道之前，不止是一位大儒，且对释、老二氏皆有深入之探求，然则他自视三教支离，乃置一棺材于侧，沉入深思，置死生于度外，这是一种彻底忘我的死亡体验。既悟，王阳明欢喜跳跃，从此打通六经，一归于本心。他的名言，“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心灵是宇宙本体的大存在，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甚至心外无天。然而这顿悟的来源不是空穴生风，积养既厚，再不断“做功夫”，才可以达致这样的极境。从“混沌”中放出光明，这是东方感悟归纳法哲思的微妙法门。和笛卡尔邂逅之处是：笛氏同样视天赋观念为固有，王阳明则以为“不假外求”。只是笛氏视天赋观念是完满的绝对真理，对于天赋观念，笛卡尔曾作如是说，因为科学的分析与综合，要用一种工具来进行，这就是理性所固有的天赋观念。王阳明则以“吾性”已然自足完满，不需他山之石以攻玉。王阳明的心灵除去宇宙万类一体之外，别无他物，没有一个神灵居于其中。苟心已不动，天的存在、神的存在与我何有?笛卡尔则以为“把心灵看成有限的，把神看成无限的、深不可测的”(笛卡尔《给读者的序》)。在此，笛卡尔并不以为神是个“必然的存在者”如莱布尼兹所谓的以必然的方式存在着的最高存在者—上帝。笛卡尔的上帝是经过改造了的，他不只等于是天赋观念，是理性之工具，而且是理性之桥梁。理性是无法离开天赋观念独自行事的。这里，“完满的是者”、工具、桥梁合而为一。笛卡尔的泛神论乃更接近于十八世纪康德所谓的可调节使用的“合目的性”。笛卡尔说，“我相信，如果不设定神的存在作为前提，是无法消除我们面对宇宙时所有疑团的”，“神”是“完满的是者”的代号。笛卡尔说：“我想，所以我是(即上述译为‘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所以使我确信自己说的是真理，无非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见到：必须是，才能想。”

　　这里我们大体可以概括笛卡尔和王阳明哲思的两种表述，笛氏是“我思故我在”，王阳明则是“吾性自足”，不虑而知。

　　王阳明的致良知和心学

　　王阳明于《传习录》中称：“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这里引用了《中庸》的中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也，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王阳明看来，“中”即是天理，为什么称为“中”呢?是因为无所偏倚，就本体而言，那是莹彻无染的一面明镜。当心如明镜之时，一切的私欲如好色、好利、好名等使人陷入我执的烦恼障皆扫除荡涤，略无滞留，当此之时，心境廓然，寂然不动，就心灵的本性而言，是储存着根本善的处所，他是天理之大本。这本是孟子《告子•上》和《尽心•上》的本义。《孟子》书中的仁、义、礼、智皆是善之胜果。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赋予)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这是不假外求的本然的存在。孟子又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注：有了这根，外貌亦润泽)然。”(《尽心•上》)这善之根，会有所生发，成为一个人的内、外的善的源头。所以王阳明说：“何以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传习录》)可见根本善实在是生死之大判，人而无善根，虽生犹死，那是良知泯绝的必然后果。而“心正则中，身修则和”，这“中”与“和”的大本达道，与仁者同在，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绝对是中和而宁寂的。正如康德所谓：“本体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讲的是宇宙本体，宇宙的变化以千亿年、万亿年计，以人短暂的生命看宇宙，那真是曾不能以一瞬。寂静的星空恒居不变，那是人作为短暂个体生命的观感，中国的儒者，自东周时子思便认为心与天本是合二为一的，至北宋河南洛阳程氏则更称“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从人的本真之心而言，这根本善也是恒居不变的，就人类整体的遗传因子而言，这根本善也是固有而不变的。《老子》书所谓“静为燥君”(静应当君临这烦躁不安的世界)，这静，便是本体的状态，它是无善无恶的。无善无恶，在王阳明看来便是“至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明德”指天理也;“明明德”指人心之趋向天理也;“亲民”谓于生民布新而除旧也;而“止于至善”则指终极之境。王阳明的“致良知”，和“止于至善”是同一道理，王阳明进一步解释：“性原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传习录》)“致良知”是对人类至善之性的回归。这种对回归的呼唤，是王阳明一切“做功夫”的目标。

作者：范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