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理性和“神”

　　笛卡尔的一切“实验”是客观的科学方法，而王阳明的所有“功夫”则是内心的修炼方法。笛卡尔说：“我的整个打算只是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沙子和浮土挖掉，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这磐石和硬土，便是人人均等的天赋观念。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不凭理性的推绎得到它们，人们必须摆脱许多错误的看法，“免得我们天然的灵明(指良知)受到蒙蔽，而不能听从理性”。王阳明也以为人初生时，善原是同样的，他也与笛卡尔同样以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只是笛卡尔要通过一步步的理性的“格物”，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去伪存真，王阳明则首先得“灵明”地“致知”，发现：“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了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传习录》)与物无对，与物一体，本是庄子齐物论的根本，而王阳明的与天地鬼神万物一体的观念，正是庄子之思的衍化与发展。这种“致知”的功夫，不同释氏之养心，因为释氏不可以治天下。而王阳明对养心则作如此说：“吾儒养心，未曾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圣人要顺其良知之发用，所以天地万物，没有超于良知之外者。王阳明的养心和孟子的集义养气，殊途而同归，而不是如庄子书中女，修炼成道之后，仅归于撄宁，遗忘一切。从孟子到王阳明，所称之养气，乃指思想是快乐之源。养得的充足的浩然正气，正是纵横自在、活泼泼存在的气。总之，王阳明“良知”的修炼功夫正存在于天地一体之中，当内心拔本塞源、集义养气功夫到家之时，心外更无一物。这是王阳明与笛卡尔虽起点一致而趋舍异路的根本区别。

　　笛卡尔“把自己的心灵看成有限的，把神看成无限的，深不可测的”，而王阳明则以为自己的心灵与天地万物同体，在那里，没有深不可测的神。

　　在笛卡尔所处的十七世纪，虚妄依旧统治着人类的思想。而且在笛卡尔看来，人们忘记了即使最普通的常识，“思辨离常识越远，他由此产生的虚荣心大概越大”。理性思维在当时无疑是一面人们通向真理的大纛。然而正如上文所述，笛卡尔需要学术和生存的智慧，他公然宣称，自己的所有研究只是为己之学，永远只求克服自己，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这就给教会神学的卫道者先吃了一颗定心丸，给他们以原来笛卡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错觉。笛卡尔又说自己不想生成金刚不坏之身，以求永年，也不想生出高飞远翥之翅。他宣布：“必须把我的一生用来培养我的理性。”那就是与世无涉的个人的事，同时他谦卑地告诉人们，那完满的“神”，才是永恒的存在。笛卡尔无异于告诉教会和那蜂蝎跟潮的愚昧的人群，我并没有动摇你们的信仰。笛卡尔以羸弱不禁之身，只是在享受着自身的思想的快乐。笛卡尔说到自己的本质：“只知道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本身具有思想能力的东西。”然而笛卡尔有着内心神圣之自尊，他十分自豪地讲，他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自视开辟蹊径，“只是由于理性这样说服了我”(以上皆见《谈谈方法》)。笛卡尔卧床微笑着，自信不希求尘世的高官显爵，只图过思想者的散淡生涯。我想，笛卡尔的理性是起于青萍之末的雄风，会霍然坐大，我也相信，那阿拉伯寓言中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必是出于笛卡尔之手。而引起北美得克萨斯州一阵飓凤的南美森林中的煽翅的蝴蝶也正是笛卡尔。正确思维的伟力在于它是真理。

　　其实，笛卡尔的“神”已然在他的《谈谈方法》一书的附录中陈明：“那个被我们理解为无上完满的，不能设想其中包含任何缺陷或完满的限制的本体，称为神。”笛卡尔不会如莱布尼兹强迫理性去证明上帝为必然的最高存在者。笛卡尔的上帝非常接近中国人所称的“自然”—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他的法嗣斯宾诺莎不久揭示：在笛卡尔那里，上帝、实体、自然本来是一个意思。笛卡尔到底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已不需作无谓的争论，即使称笛卡尔是二元论者，也欠公允。笛卡尔就是笛卡尔，他是一位真理的思考者。

　　王阳明的为己之学——心学

　　王阳明也同样视自己的所有修为和思考是为己之学，然而王阳明身为朝廷之命臣大吏，自有无可推诿的担当，而作为入世的儒者，必有学术之外的目标，他的心学，只是为了拯救世道人心，以实现“人能弘道”的大愿。他的处境比笛卡尔更为险恶，朝中的宦官佞臣，是容不得如王阳明这样的正气凛然的君子的，他一方面要扫除山贼，为民除害;一方面，他丝毫没有懈怠对己、对人心灵的呵护，欲除人类心中之贼。《大学》中有一条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王阳明的伟大在于他强调“致良知”，应置于格物之前，他以为这乃是儒家《大学》的根本，或云是根本的学问。不能致良知，格物何用?又如何能意诚而心正?如何能达致修、齐、治、平?王阳明深信良知是不虑而知、与生俱来的，他是一面心灵的明镜，纤悉无遗地照见善与恶，当一切归于寂的时候是无善无恶的，“致良知”者，“止于至善”也，明镜高悬也。“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而这为善去恶的功夫，则是为了去尽恶的渣滓之后，回归本体。这儿，我们显见老子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的哲理在王阳明的“致良知”中的实现。王阳明“为善去恶”的格物，与笛卡尔“去伪存真”的格物，貌略似，而方法相去实远矣。笛卡尔的“格物”是严密的、有秩序的、自易而难的科学实证，是步步逻辑的前进，对研究对象认识得一清二楚。其困难的程度，据笛卡尔说，不亚于从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取出一尊狄安娜像或雅典娜像。而王阳明则是静思，宛若禅宗之于蒲团打坐，不是心外的“格物”。王阳明有一则故事，他曾对着竹子思考一周，穷格其理，竟然劳思致疾，这才悟到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是根本的功夫，根本的功夫在于颠倒过来，先致知而后格物，倘若心外犹存一物，便不得良知。一切都不在心外。《传习录》曾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有了王阳明如此对“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致良知的认识，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不能如“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所以王阳明特别强调：“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以此知笛卡尔“格物”乃是科学上的功夫，王阳明之“格物”乃是心灵上的功夫。笛卡尔之为近代理性主义之鼻祖，对西方科学之发展，厥功至钜;而王阳明之“致良知”，则是人类心灵救赎的不二法门，与科学之发展杳不相关。

　　我们这儿顺便一提南宋朱熹的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大分，朱熹的名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类语》)，理在心外，这儿的理略类老子所谓的道或自然，而王阳明则以为“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功夫，不要去袭义于外。”于此朱熹将“心”、“理”二分，而王阳明则合“心”和“理”为一，王阳明不惟有别于朱熹，亦有别于西方之大哲。西方哲人自柏拉图之“永恒理念”、笛卡尔之“天赋观念”、康德之“合目的性”、黑格尔之“绝对精神”，终是想在纷总总兮离合兮的大宇宙中寻找一个可以统摄万有的东西，至于如莱布尼兹死心眼式地命理性去证明上帝是个具体的存在之物，大体是不会的。智慧如杨振宁先生，固当今世界伟大之物理学家，有人问他，你认为上帝存在不存在。杨振宁说：“当我们研究微观世界，他们是如此的恰到好处;天地大美是如此不可言喻时，我内心的感动，很接近宗教的情绪。”他又说：“十九世纪英国的麦克斯威尔方程，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如果没有麦克斯威尔方程，今天从麦克风到航天事业都不存在。然而麦克斯威尔并没有发明什么，他仅仅是发现了这个方程，其实在没有地球和人类之前，麦克斯威尔方程便存在于宇宙之中。”以我之见，这就是所谓的“天机”，麦克斯威尔便是天机的泄露者，古往今来一切的科技里程碑的树建皆是天机之泄露，然则，人类所能泄露者仅是天机的亿万分之一，即使如此，人类的生活已然无数次的翻新，不只是生活的方式，数学巨人陈省身甚至说：“今天的人类和五百年前已不是同一种动物。”(《庄子显灵记•序》)钟山逸叟《封神演义》中的所有神奇人物，今天任何一个儿童都超越了他们的本领，譬如顺风耳、千里眼，今天皆归入小儿科。科学带给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与同时带给人类的沉沦和灾难正遵循着笛卡尔的能量守恒铁律前进，正负抵消，方能守恒。看来天机的泄漏，是祸是福，尚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

作者：范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