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见到戴逸先生，一起看了《清代诗文集汇编》，总共三个感觉，一是惊讶，二是赞叹，三是爱慕，爱慕就想买了。我刚问戴逸先生能否送我两本，一看这么多，这怎么送呀?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历代修史，当代人修当代史有个困难，什么困难呢?人还活着或者后代还活着，比如讲赵尔巽修《清史稿》，隔代修史或者后代修史是个习惯，比如魏征修《隋史》，房玄龄修《晋史》，这样评价会比较公正。史家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看史家老祖宗司马迁，他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为什么说放失旧闻，有的没有放失的往往不重要，有的放失很重要，我举个例子，清朝乾隆盛世有一个诗人黄仲则，他很容易被人遗忘，他非常重要，很杰出，因为当时像包世臣认为他的诗天下第一，解放后没有出过他一本诗集，查一下《辞海》，没有他的词条，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们修《清诗》的，对于清代这样的人物，很了不起的诗人，虽然35岁就死掉了，但这样的放失旧闻，就要收进去。

　　我看了3010卷，是我曾祖父范伯子的诗集，戴逸先生独具慧眼，为什么呢?对于范伯子，人们会渐渐忘却，我想这种忘却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当时范伯子在诗坛的地位，譬如吴汝纶讲范伯子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上接李杜，平视苏黄”，吴汝纶先生难道会随便点评人物的吗?那是不会的。那是曾国藩的大弟子，学问极好，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教习。他的儿子吴闿生编《晚清四十家诗抄》将范伯子列为第一。我认为近代研究清诗，最杰出的一位诗人是钱仲联先生，现在故去了，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说自己“生晚恨不早百年，青眼高歌侍筵几”，崇拜如此。所以有一次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举办的会议上，戴逸先生说在《清代诗文汇编》要收范伯子的诗，我说是独具慧眼。

　　刚才袁行霈先生讲了，诗文对于当时的时代会有一种特别的写照。我举一个例子，当时陈散原邀请范伯子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墓志铭，这个里面选了。他写了戊戌变法前后陈宝箴的作用，陈宝箴当时力荐谭嗣同、杨锐这些年轻人，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可能“视事易而举措急”，因此希望张之洞这些老臣，老谋深算的大臣，能够带一下，带段路，这个在墓志铭里都写的清清楚楚，但刻墓志铭时西太后并没有死。所以这种事是可以看出他的品质的，他有这个派头。我讲的陈宝箴也是史学泰斗陈寅恪的祖父。那么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诗歌是可以作为史诗的。

　　我们看《诗经》在中国的作用，“不学诗，无以言”，我们是一个非常尊重诗文的国家，中华民族软文化为什么有力量，因为中国人特别重文字。中国留下的文字之多之浩繁，经过这次《清代诗文集》的编纂，我想这是个集大成的事情。我除了对于戴逸先生和他的团队的工作表示敬意以外，也衷心祝福这部书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宝藏。

作者：范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