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之“内”与“外”——周斌与我的分歧

吴味

2012年7月26日，周斌在澳门参加完“以身观身·2012年中国行为艺术文献展”后深夜赶来深圳，第二天上午在深圳徐乔斯和大林的不艺术空间，我和周斌有一场近一个半小时的当代艺术问题讨论（徐乔斯也偶尔参与）。由于我将拙著《问题主义（第一卷）——当代艺术本体论》送与他们，所以讨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在我的当代艺术“问题主义”主张及其相关问题。

周斌认为，我的“问题主义”关注的许多社会生活事件它本身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把他作为当代艺术来讨论似乎没有必要，因为社会生活事件涉及的范围更大，而艺术是一个很小的领域，艺术还是应该有它自己内部的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是指艺术方式的独特性以及艺术语言的合适性、准确性、唯一性，等等。这种观点，周斌于2012年8月5日在新加坡美术馆（Singapore Art Museum）所做的FOI8行为艺术主题讲座《回到语言：治疗行为艺术的热病》上，又做了某些方面的强调：

“……艺术并非介入现实的最有效的工具，作为艺术家，认识到自己工作方式多方面的局限性是重要的，不能把艺术捧得太高也不必贬得太低。”

“……一件好的艺术作品，不仅仅要关注到生命经验和社会现实，同时也应注重对艺术语言的实验拓进。对艺术作品价值的判断，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艺术本体与语言的层面上来。语言的问题始终是艺术家面对艺术创作时的根本问题，艺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其自身有它独立的存在价值，试想如果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缺乏对艺术语言进行反复的研磨推敲，那工作会是一件多麽空洞的事情。……”

“……强调艺术语言的创造性、独特性，是为了让作品更好的做到言能尽意、入人魂魄。这里对艺术语言的要求是其对于作品表达的概念来说是合适的、甚至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的准确度的。……”

“……行为艺术的技法常常呈现出无不可、开放性的特征，似乎没有难度，但不捅破那层窗户纸，你就始终过不去，得用大量的创作实践去翻越，难也就难在这里。”

……

我对周斌从艺术家的具体创作的角度对艺术语言的强调、对艺术语言表达观念的合适性、准确性、唯一性的强调，是完全赞同的。这里唯一要注意的是，我以为，实际上杜尚之后艺术不再存在语言实验的命题，而只有观念实验的命题；而今天的当代艺术，就我的问题主义思考，其观念实验命题就是意义诉求命题——即人的意义的诉求方式实验命题（“问题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命题）。所以，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只有在意义诉求命题的大前提下，“艺术语言的实验拓进”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能的，才不会掉进“语言中心主义”、“语言形式主义”的陷阱。

另外，作为艺术家个人的具体艺术创作要求，周斌强调“艺术内部”、“艺术本体”、“艺术语言”、“艺术独立存在价值”、“社会生活事件与当代艺术的区别（引文第一段的隐含意思。在周斌与我的交谈中我也明确感受到）”等等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当代艺术的本体论发展要求，那就很有问题了。因为，从艺术史来看，艺术的任何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拓展都是突破艺术内部而走到艺术外部的结果，作为应该不断超越的当代艺术如果局限在“艺术内部”，当代艺术实际上是无法拓展出新疆域的。实际上，艺术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内部”，也从来不存在统一的不变的本质（本体），艺术的本质都是阶段性的，它处在不断的阶段变化中，所以，艺术的本体论是一种不断拓展、变化的本体论。周斌的这些观点与金锋很相似，金锋在六七年前就发表过有关“艺术内部”的观点，至今似乎依然存在。针对这些问题，我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写了许多文章进行过深入讨论，如《可能性在艺术之外——批评性艺术讨论》（2006年写此文时我的“问题主义”关键词还没有诞生）、《圄于艺术的内部——金锋的<仿真警察>批评》、《金锋在倒退——兼评金锋的<为老太王小六存档>》、《走出杜尚，走出“艺术”——再谈“以女儿为裸模”的艺术意义》和《当代艺术实验：超越艺术—社会分离论——质疑鲍栋》等。

周斌的这些观点还是隐含着艺术本质主义倾向，所以他要强调社会生活事件与当代艺术的区别。而我的“问题主义”之所以将许多社会生活事件作为当代艺术——“问题主义”的当代艺术进行讨论，在根本上不仅是为了社会生活事件的进一步讨论本身，更是为了当代艺术的本体论拓展。即从人的特定问题针对性和人的新意义诉求的当代艺术观念角度看，许多社会生活事件与当代艺术已经没有了区别，在这种新的当代艺术观念下，艺术的存在方式就会发生改变：艺术不再是艺术内部的，而是艺术外部的，不再是艺术语言实验的，而是社会问题反思的；不再是艺术本体的，而是人的本体的；不再是为了艺术意义的，而是为了人的意义的。总之，艺术不再是艺术的，而是生活——有意义的生活的。这样，当代艺术的存在方式——艺术的形式、内容、功能、创作、批评、理论、鉴赏、展览、教育、传播、社会文化影响等等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当代艺术由此呈现出巨大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有利于对人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的拓展，人由此也就可能获得更大的自由。正是从重新界定艺术与人的关系的角度，我才不断说：“没有艺术，只有生活；没有艺术家，只有人。”

这样的认识不是说当代艺术不再有语言，而是说当代艺术的语言不再是独立的命题，当代艺术的语言就是观念（意义），当代艺术的观念就是语言；当代艺术的语言就在特定观念——人的特定意义的独特追问过程中不期然而然地产生；艺术的特定意义产生了，艺术的特定语言就产生了，语言和观念是一体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艺术语言与艺术观念的推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特定意义的社会生活事件（比如我从“问题主义”角度评论的那些社会生活事件），不仅它的意义是那样独特，它的形式（语言）也同样独特。所以，真正的当代艺术创作根本不存在单独“研磨推敲”艺术语言的问题，更不存在“对艺术作品价值的判断，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艺术本体与语言的层面上来”的问题，不考虑艺术语言与观念的统一性必然走向“语言中心主义”、“语言形式主义”。也所以单从艺术——既往艺术的角度谈当代艺术的语言和观念，已经远远不够了。

将许多社会生活事件作为当代艺术，这不是说要将艺术当做“介入现实的最有效的工具”，而是说在一种新的艺术（文化）观念——“问题主义”下，艺术就会发现那种已经“很有效”的社会生活事件中的意义——人的意义，它是以前的文化（艺术）方式不曾注意的，而这种终极层面的意义本来就是艺术极力诉求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将那些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事件当作当代艺术，这种社会生活事件的当代艺术与以前的前卫艺术（发展到当代艺术之前就是后前卫艺术或后现代艺术）在艺术史上的上下文关系，是通过那种新的艺术观念而建立了，是那种新的艺术观念使艺术的能指超越后前卫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的泛生活（社会）语境化而深入特定社会文化问题语境、从而产生特定的人的意义（特定观念），艺术在本体论上就发生了艺术史意义的上下文变化。以这种新的艺术观念要求当代艺术，不是“把艺术捧得太高”，而是艺术在现实中的别样有效性已经呈现出了可能性；而在政治领域，这种别样有效性表现出的既是“政治的政治”、也是“文化的政治”（参见拙文《“文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政治”——以<时代>周刊发表“割鼻女”照片为例》，《艺术国际网》吴味的博客2010年8月文章）。那种说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政治”、而不是政治本身的观点，在这种新的观念下，都成了问题。

将许多社会生活事件作为当代艺术，不仅是说那些社会生活事件需要艺术（文化）的支持，更是说艺术（文化）需要从那些社会生活事件中——即在艺术的外部寻求艺术本体论以及功能论发展的可能性。今天那些囿于“艺术内部”的当代艺术，面对那些在“艺术外部”的当代艺术越来越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可能性，无异于作茧自缚，尽管它们不是把自己“贬得太低”。

2012年8月12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