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艺之本

——就《中国美学之开篇》与段炼先生商榷

    当年“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哪似今日艺界动则劝人不要越界，或安心于文字思索，或执着于技艺卖钱，笔者要效圣人之叹，为艺者不求艺之本，舍本而逐末，将何以观之哉？今见段炼先生又发美文《中国美学之开篇》更启笔者艺本之思，圣人道言此而知彼方可与言诗。

    初阅其文，可见作者立意明显，即作者以追踪中国美学开篇为名，为白描身份之虞求辩，或说是为白描作为独立艺术品种之合法性求证，但细细读来，发现本文其实还隐含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即以老子美学理想质问孔子美论开篇。从而最终可导引出儒道两家在美学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与一统。

    笔者以为论语“绘事后素”一节阐释的是孔子美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即强调文与质的关系，素为质，绚为文，如同忠信为质，礼为文，文后于质方能文质彬彬。这里“绘事后素”的“后”，在朱熹的注解“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中被自然理解成绘事过程中的时间顺次关系，而这恰恰是此译被后人诟病的原因。因如此一来，以白描艺术之简淡疏放的素地面貌便使之成为必须继之以绚的半成品，而不能称其为真正的艺术了。所以，无论是“绘事后素”的“后”，还是“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的“先”都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时间先后之意，而依然是“质——基础”与“文——发扬”之主从及互补关系。如段先生所说“白描之重要，犹如人性之澄澈”，澄澈绝不是人性在时间上的先决条件，而是整个人性的基准条件。即质的条件。

    为白描艺术辩之故，作者于文章收笔处显然是支持“绘事后素”为“绘事后归于素”，即将“素以为绚”理解为“以素为绚”而非“绘事后于素地”（朱熹之粉地）。这里以素为绚的主张具有浓重的老子美学意味，所以推想如果朱熹和白居易各居其理且能互相融合包容的话，这个“后”字应分别做此有两解，一是最终落定、本质、归根之意（落定于空灵澄澈），一是后于，次于之意，类形式之后于内容，即素如此根本、重要，故绘之余事皆后于素。如此，最终两者都推重了“素”的重要性，当然一个讲的是归根，一个讲的是重要是基础，意思依然有所区别。尽管归根依然有时间意味，但较之于绘事在于素之后的解释，对于后来更多接受了老子美学的艺术家们来说要更能接受一些。因此，只有打破对“后”的释义中简单化的时间界定，朱白二者的观念才能接近，即不管具体操作层面上的顺序如何，最终都更符合孔子追求“艺之本”的本意。否则，不独白描在“素地以为后绚”的时间观念中失去作为独立艺术品种之可能，且对于绘画艺术的理解也将过于停留于表面视觉层面。

    朱熹白居易的统一恰恰是老子美学与孔子美学的统一。因为老子美学的支撑，绘画艺术才更多看重素的一面并最终走向五色令人目盲、墨自分五彩的玄淡追求中，在这样的美学诉求中，白描的身份不仅无虞甚至值得推崇，因为简淡空灵恰是老子美学的最高理想。然而如果孔子美学在朱熹处为权威释义的话，白描不过是一片未经开垦经营之素地，是一块需要切磋捉摸的璞玉，清人与其说不满朱熹的解释，不如说是想让他们都推崇的儒道两家不要在艺术的根本诉求上发生偏差，以至于使他们无所适从。如此，我想通过对白描绘画身份的重新求证，段炼先生确实再一次激发了这一艺术本质诉求的问题。

    但我们也要看到，将“素以为绚”理解成“以素为绚”似乎又过于将孔子之论迁就于老子，似乎也在篡改孔子本意，因为孔子的文和质终究是两个互重互补的角色，而不是象老子美学后来的发展重素轻色的孤绝。结合段先生所言“白描之重要，犹如人性之澄澈”，我的改造是，素如此重要、根本，犹如人性之澄澈，所以素是绘画艺术的重要的基准点、出发点乃至落定点，不能素（不是先素，而是至始至终不离素之根本，如人性不离澄澈之根本）焉可绚哉？但恰如人性终归不止于澄澈，素终归不是绚，如以素为绚，高则高矣，终将因调高而单导致孤绝不继，从这个意义上，回归孔子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开篇地位对于后世走向偏激单一的中国艺术实践即便在当代亦是大有裨益的。

    当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商榷就是，作者引证白居易美学用的是“六宫粉黛无颜色”一句，颇让我疑惑。因为按照《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正常的解法是言玉环之美致使六宫妃子在君王眼中毫无美色可言了，但先生此处所用之意似乎是说六宫粉黛因粉黛之白而美（“最后施粉……应了白居易”）确实有些不合原文意思，倒象《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一袭素黑天鹅绒使得众多粉黛无颜色了，至于杨贵妃是否也是一袭素衣裙达此功效，诗中并无提示。或白居易美学另有解释也未可知，请先生明示。

 中国美学的开篇

段炼

《当代美术家》2012年第4期

两千五百年前的某一天，孔子与门徒子夏外出散步，一阵轻风吹过，学生似有所感，便向孔子问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老师答：绘事后素。

过了一千多年，白居易悟到了那阵轻风吹出的历史，遂写下一句“六宫粉黛无颜色”，无意中为孔子师徒的对话作了注解，也为后世绘画中的白描一体作了铺垫。后世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开篇，但是，孔子师徒的这一问一答，却成为一桩美学公案。宋代大儒朱熹给卷了进去，他说“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清代学人对此说不以为然，使先素后彩和先彩后素成为问题，使白描有失理之虞。

其时，子夏就像那个小僧，面对口含金莲花的高僧，顿悟，而后问：礼后乎？孔子闻之，甚为高兴，喜欢这后生的悟性，答：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师生问答，机锋重重，若听者有意，便可将白描之理，溯至朱熹和白居易。然而，朱熹真正要说的是“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于是，白描之重要，犹如人性之澄澈，所以才有“文如其人”之说。

白描简约晓畅，恰似几笔树枝，几片疏叶，几瓣花朵，既无背景，也无前景，凭空漂浮，有如庄子逍遥，在高古游丝的转折顿挫轻重缓急之间，似行云流水，咫尺天涯，不受时空约束，却又如此专一倾情，恰若摄影的聚焦所在，不仅有绘事后素之功，也有青牛出关之意，更兼禅境之空灵和清逸。

清代腐儒不满朱熹之注，今人则取巧，以白话译文代之，回避作注。但是，倘向西方人言及中国历史上的首句画论，翻译与阐释便难解难分。当年林语堂到了美国，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以英文著述，其中有译文集《中国艺术理论》一书，1967年纽约出版。此书首篇即是孔子“绘事后素”，译作powder applied last。此译若再转译回汉语，便是“最后施粉”，看似与原文相去甚远，有违朱熹，却应了白居易。

白描起于素宣，以墨线勾之，恰如孔子言说。林语堂大概知其译文会造成误读，便又释之：孔子之粉为白色，称素，故谓后素。不过，他仍像清人那般，难免释义之惑，不得已，乃作英文注：In the poem, the su (white powder) refers to the lady’s make-up (hsien)，可译作：诗经数行，其“素”乃淑女之粉，谓“绚”。

中国美术理论之开篇，为白描一体奠定了意蕴简约的基调，使禅道两家能在后来的千百年中与儒家相伴而行，其间虽时有过招，但每每相辅相成。白描如野云飞渡，来去无踪，和了唐代诗僧寒山：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寒山的空灵，莫非不是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