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年11月8日

地点：北京画院

访谈人：吕晓 马明宸

吕晓：袁院长您好，画院此次筹办李可染先生的人物画艺术专题展览并出版画集，作为一位人物画家，您能谈谈对李可染先生人物画的感受吗?

袁武：因为我从事国画人物画创作，所以一直以来对先生的人物画作品更加留心关注，虽然人物画在李可染先生一生的作品中所占比重很小，却很大成分显现了先生的艺术才能和深厚的造型功力。最早欣赏到的人物画作品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书画》发表的《观画图》。当时还不知道先生学过素描和西画，作品中的人物头像骨骼结构的掌握和情绪刻画精准深入，令我惊异。一位山水大家怎么会有如此精湛的人物画造诣?初读此画：用笔简约概括，造型随意自然，细品画面，简约中涵盖丰富的表现，古拙中显现着机智的情趣。三个人物无论是比例还是动态，皆生动适当、耐人寻味，令人耳目一新。

吕晓：是的，当我们惯常把可染先生当作山水画大师时，突然看到他的人物画创作，的确会感到非常惊讶。您能具体谈谈李可染先生的人物造型及表现吗?

袁武：观赏先生的人物画，其实造型语言是两极分化的，具有西方科学元素的写实样式和东方意象造型的写意样式。我曾看过他的几幅很地道的水彩人物肖像写生，纯粹的水彩技法，严谨的造型态度，还有抗战时期受德国画家珂勒惠支影响的大量宣传画，都显现出先生深厚的造型功底。从学院派的角度看待这样的造型能力，不足为奇，但是令人惊叹的是能从这样的训练中走出来，能用传统的中国画笔墨，转换、摈弃这些舶来的造型元素，创作出另一派人物小品，笔墨简率，神形毕肖，这不是简单的“变法”或“超越”就能解决的。近代以来，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一直是由西方素描的训练来辅助解决造型问题，使我们的人物画作品“千辛万苦”地把人物画准了，画立体了，却丧失了意趣和生气。国画人物需要解决造型问题，但怎样解决更好，一直是当今人物画家面临的课题。读李可染先生的《观画图》中三个人物头像刻画，虽然是简笔概括的笔墨处理，却轻而易举地表现了头骨的内在结构，有塑造感，与写实头像异曲同工。没有严格的素描训练是画不出这样的造型的，没有对中国画传统笔墨的审美理解和掌握，更不能这样去表现。作为一个好的人物画家，应该清楚地理解造型的含义和形象的归属。自然生活的形象、写实方法刻画的形象、写意笔墨表现的形象有着各自不同的意义。现当代的国画人物画家，常常混淆各门类的绘画理念，写实的技法摹仿照片，写意的技法摹仿素描。“像”成了人物画的高标准。中国画传统的“以形写神”的绘画精髓，完全被遗弃了。传统中国画造型的规律被异化，使中国画材料和艺术语言都处于尴尬的境地。先生的人物画造型，对受过西画造型训练的人物画家的艺术取向，有着深刻的启示。

吕晓：是的，可染先生的确非常成功地将西方的造型观念和方法引入到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中，却未抛弃中国画最精髓的东西。您能再谈谈可染先生的人物画在笔墨表现上有些什么独特性吗?

袁武：李可染先生的人物画多为早期作品(除牛与儿童)。在这些人物的笔墨处理上，是与后来的山水画有所不同的，有人说是宗法八大山人和石涛，我没有具体研究，但用笔恣肆、荒率，有石涛的迹象，像《午睏图》几乎是狂草用笔，藤枝、叶片、衣纹等皆自由率性，一气呵成，包括钟馗等人物，行笔多为流畅的快节奏并且笔湿墨晕，豪放烂漫，特别是笔下的钟馗既有憨态又有霸气，笔墨简率却表现丰富。细心解读他的人物画技法，会发现与梁楷、石恪、黄慎等历代人物画家有一脉相承的审美趣味，所不同的是因为李可染先生有素描训练基础，使其笔墨表现有的放矢。即使是不拘泥形象刻画，线条的挥写中也会带出人物结构中的一些要点，使其人物形象不软弱无力，不蹩脚，立得住，站得稳，将笔墨与造型完美地融为一体。

吕晓：可染先生的人物画不仅在造型和笔墨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也非常注意通过绘画来传达自己的精神追求，他的许多作品都内涵丰富，意境深邃。

袁武：李可染先生的人物意境与天趣是第一位的。他笔下人物形象古拙质朴，天真率性，有诙谐情调和高妙的境界。很多作品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充满着机智幽默。画家面对山水、花鸟，常常会放下心态，自由挥洒，但面对人物时就放不开观念和笔法，使画面形象呆板，无意、无趣。李先生笔下人物形象漫不经心，笔简意赅，却有丰富的心理刻画，画面营造出几近天籁的效果。每每观赏他的人物画，都觉得好看，好玩，深受感染。谈到绘画意境，对画家的操作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画家作画时往往思想大于形象，对作品赋予很深的寓意，笔墨渲染，过多过滥，完成之后，画的内涵却空洞乏味。看看李先生《观画图》中那一轴不着笔墨的空白画卷，一切都在不言中，你会一瞬间仿佛看见李可染先生正站在你的背后窃窃地微笑……

我个人理解：一个中国画大师的诞生，对于传统文化和经典艺术来说，不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拐点，而是一座巨大的厚重的高架桥，他的意义是承前启后，将中国传统艺术发扬光大。李可染先生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站在他的作品前被感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