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实验水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和相关事件，我在“自始至终，我所参与的‘实验水墨’”2一文中，按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已做了简约地、客观地陈述。事实上，有关推进“实验水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出版物、展览、研讨会的策划和编辑的具体工作，比如寻找出版资金及资金回报、书的体例、书的结构、邀约艺术家、批评家，还有具体的相关文章、作品、编辑、装幀设计、印刷，从策划的初始及过程中的工作细节等等，凡是与我有关并亲自参与的这些工作，也只有我最清楚其来龙去脉，其他无论是受邀参与的艺术家，还是批评家也只略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其他人的描述难免会有偏差。因此，我对皮道坚先生这篇文章中与我有关的及提到我的主要三处内容补充说明。

1996年张羽策划的研讨会海报

我作为实验水墨的当事人及与其有关的众多艺术活动的策划人和主持者，对历史要客观和公正，如不做出事实的补充将会导致读者更多的误解，也会埋没其他人的重要作用。

皮道坚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到：“1996年张羽找刘子建商量出版《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的第三辑，并由此引出1996年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召开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水墨艺术研讨会’。等这两件事都大功告成，‘实验水墨’便也正式登上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舞台，以这次会议的提名艺术家为核心的一群画家便公开打起‘实验水墨’的旗帜。”

文中还提到：“刘子建于1997年调到深圳大学，他开始在深圳物色‘实验水墨’的赞助人，这之后‘实验水墨’活动费用大多都是刘子建在深圳筹措的，其中就包括1998年出版的《九十年代的中国实验水墨》、1999年出版的《黑白史》、2004年出版的《中国实验水墨1993-2003》和2005年‘实验水墨’在法国里尔的展览。不仅如此，刘子建还在为‘实验水墨’辩护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

以上皮道坚先生的简约描述，既偏差了事实又忽略了他人的工作和具体细节，直接造成读者的误解，所以我特做以下补充：

首先修正皮道坚先生说,1996年张羽找刘子建商量出版《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第三辑，由此引发“研讨会”之说。其实，我作为《走势》丛书的策划和主编，1993年、1994年、1995年就已经先后编辑出版了《走势》第一辑、第二辑、特辑，之前还做了大量其他的编辑工作，我的编辑工作经验以及对水墨领域的了解，刘子建是不具备的。因此，我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找他商量出版《走势》问题。这一说法对我而言是根本不成立的。

我相信皮先生的这个说法一定是从刘子建编造的故事而来。事实是，1995年夏天方土从北京来天津找我，我们有一次长聊，知道方土在广东有很好的人脉，我特别请方土在广东筹措出版《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第三辑的经费。半年后的1996年初，方土打来电话让我立即飞往广州，引荐我认识当时的投资人广州信龙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天龙先生，商谈出版《走势》第三辑的经费及相关问题。正是这次与方土的见面，和方天龙总经理谈的相当投缘，他希望我做一件有影像力的活动，经费不是问题。于是，我才突发奇想要举办一次“水墨研讨会”。当时，我先和方土交换了意见，我们很开心，方土当时就说：“成败就看你了”。其实，我们在相互鼓励。对于我，策划这次艺术活动并不是问题，而这笔经费是实现这次会议的关键。所以，多年来我 一直强调，方土功不可没。

待我和方土与方天龙总经理落实了全部经费后。我有了“研讨会”及《走势》第三辑整体的初步构思，我原本计划研讨会在广州美术学院召开。但，因我决定这次会议做非具象的水墨问题，考虑到黄一瀚、左正尧都是我多年朋友，并在广美这种关系，我却把他们拒之门外心里不舒服。于是，我开始和刘子建沟通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邀请皮道坚做研讨会主持人。当然刘子建认为这是最佳方案，便立即与皮先生联络了。客观地讲，我当时和刘子建、皮道坚都不是非常熟悉，也是因为这次会议才开始多有交往。我是通过刘子建联系皮先生并登门邀请的。在研讨会启动后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是通过刘子建在中间沟通，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方式的沟通使皮道坚先生不太了解我策划这次会议的前后。也是听刘子建一面之词的原因。今天在这里我再次说明，《走势》第三辑及“水墨研讨会”引发的全过程与刘子建无关。其实，1996年3月黄专在美国旧金山瑞曼画廊主持的“重返家园：中国当代实验水墨联展”5，6月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召开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及作品观摩展”4及1997年《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第三辑的出版，这三件事使“实验水墨”在1996年后凸显出来，也是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无法绕过的问题的关键。

《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③ 1997，张羽策划并主编

1997年刘子建调往深圳大学，是我80年代以来特别好的好友徐民奇5他在深圳的经心安排。他原本计划希望我也能调去深圳，大家一起好好干一番事业，但我考虑再三还是留在天津杨柳青画社坚守出版阵地（自上世纪 1979年6月至本世纪2003年2月我都在此供职），以此推进实验水墨的发展。

1998年出版的《九十年代的中国实验水墨》一书，是刘子建、一墨共同策划。但赞助是一墨通过其朋友陈弋取得的（这是陈弋口述于我的经过）。此书也是由一墨的“香港世界华人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当然我们也向投资人提供了自己的作品。

《黑白史—中国当代实验水墨》张羽策划、编辑、设计，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9年

1999年出版的《黑白史——中国当代实验水墨 1992-1999》6 丛书（共8册），此选题是我精心策划的。刘子建的朋友圆照堂画廊老板提供了经费支持。就此，我向我邀请的每一位入编《黑白史》的艺术家索要一件作品回报了投资人。另外由于经费不足，是我求助做印刷的朋友帮助解决。此书整体的编辑体例结构、8册书的整个编辑、书籍的装幀设计也是我的工作。我作为该书的策划、执行编辑、装幀设计，完成了这套丛书的全部具体工作。同时也是我皮道坚作为该书策划和主编的。

2004年出版的《中国实验水墨 1993-2003》7一书，仍是我向圆照堂画廊提供了每一位入选艺术家的作品而获得出版经费支持，同样是经费不足。所以，我一方面请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的编辑金横林帮助，又一方面请天津印刷朋友赵德昌支持，这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我作为本书的策划、执行编辑和装幀设计，我仍然做了这本书的全部具体工作，包括校对。金横林为责任编辑，我邀请皮道坚为主编。

文章的第十二部分，皮道坚先生提到：“2005年8月受法国政府的邀请，‘中国/上墨：当代实验水墨展’，在里尔市瑞月宫里展出。我和刘子建、张羽、刘旭光、魏青吉及赞助人陈弋一行六人飞赴法国参加画展的开幕式和巴黎国际艺术城的‘实验水墨’研讨会。这个活动属于中法文化年中的一个文化交流内容。”8这一部分仍然忽略了非常关键内容，既没有谈展览的由来也没有谈策划，为不埋没他人的工作、也减少误导，我特做以下补充：

2005.9. 中国·上墨：当代实验水墨展海报

2005 年“中国/上墨——实验水墨展”在法国里尔展出。我主编的同名画册《中国/上墨——实验水墨》9，其经费是我与陈弋女士商议的，和刘子建无关。皮道坚、刘子建的赴法往返机票也是其中的经费部分。事实上，法国里尔“实验水墨”展是我和陈红汗策划的。陈红汗当时在巴黎留学，2002 年陈红汗特到天津与我相识。2004年他有机会可以在“中法文化年”之际于法国举办艺术活动，便特别电话联系我，请我尽快拿出有学术性的艺术活动方案以此申请。于是，我提交了“中国/上墨——实验水墨展”的策划案，不久这一方案获通过。我们的分工是陈红汗负责法国方面各种衔接的事宜，我负责展览的整体工作的把握以及邀约艺术家、参展作品、编辑画册和出版经费。因我希望在展览活动中对艺术家作品的阐释能够与国际互动，所以我特别设立了法方和中方的主持人，当然我的目的是让双方主持人能够各写一篇具有学术性的文章。因此，中方我邀请了皮道坚、法方邀请了国际中文组织秘书长 Emmanuel Lincot( 林国 ) 担当。

为此，我和陈红汗在居法艺术人朱人来的帮助下，共同策划了在巴黎国际艺术城举办的“中国实验水墨研讨会”，会议由朱人来主持。所以，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陈红汗、朱人来功不可没。

文中第十三部分结尾处，皮道坚先生又提到：“实验水墨的两位重要人物刘子建、张羽在2006年分到扬镳了，个中原因很难说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矛盾的公开化是在2006年刘子建出了两本书之后。这两本书，一本是刘子建自己写的《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是刘子建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呈现实验水墨发展的历史，正如书名指明的一样，书中写了很多别人的事情，按作者的说法是‘不是亲历的不写，这是原则’。”再有是“另一本殷双喜主编的《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这是一部评论文集，集中了历年来批评家对刘子建艺术的评论。两人不再往来之后，‘实验水墨’画家群也就再也没有大的集体活动。”10

皮道坚先生这一部分的描述仍存在偏差，为接近真实在此补充如下：

2006年我和刘子建分道扬镳，与殷双喜主编的《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一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没有任何关系，我至今也没有见过此书。其原因是刘子建的《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一书。

2005年刘子建在写这本书时，曾向我索要有关“实验水墨”发展过程中及我主编的《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丛书工作以来，我所存档的有关“水墨”发展的文献资料。他说要为实验水墨著说，我以为是要为实验水墨集体，就给他了。可是他的书出来后刘子建寄送给了很多人，特别是批评家、艺术家，唯独没有送给我。而是几个当时最早参与“实验水墨”的画家黄一瀚、左正尧等给我电话，问我是否见到此书了？他们让我马上看看。后来是天津美术学院批评家，也是实验水墨许多活动的参与者郭雅希实在看不过，送来此书《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看过之后我真惊呆了，书中除使用了我的很多文献资料外，对实验水墨发展历程的事实有很多篡改、虚构、断章取义之处，并把许多我做的工作说成是他的所为，目的是标榜自己是“实验水墨”的最核心人物。我想这就是刘子建不送我此书的缘由吧。我很气愤，立即给皮道坚先生拨了电话阐明此人的这种恶劣行为，表示我要用文章给予反驳，当时皮先生则安慰我说：“你们以前都是朋友，大家都知道你做的很多工作，‘实验水墨’有今天不容易，别让外人看笑话。”于是，我相信皮先生的中肯劝言，考虑到大局我忍让了，但与皮先生表示，我从此不再与此人往来，不再是朋友！

关于刘子建的《不是一个人的墨之战》书中的多处虚构和编造我只举一例说明，他说：“1995年6月2日，张羽在信中告诉我他将去香港，打算提前先到广州，希望能和我们见一面，我们指的是左正尧、黄一瀚和我……。正是这次见面，促成了实验水墨历史转折，后来有人把1996年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召开的‘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称之为实验水墨的‘遵义会议’。这次见面落实了3个问题：1. 决定了开个学术研讨会；决定了由皮道坚做实验水墨的学术主持人；3. 决定了由方土在广州筹措开会和出书的费用。”11

我很惊奇以上刘子建这段纯属虚构的，完全不存在的历史描述。真的很无奈，我只好在此对其十年前的这个谎言予以反驳，并补充客观的历史事实让大家分析：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上世纪的1994年左正尧就没有参加《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第二辑12，或者说从《走势》第二辑就已经退出了。那么请问刘子建，1995年6月2日我们4人还有可能坐下来一起讨论实验水墨以后的工作吗？更重要的是1995年6月2日我既没有去香港，也没去广州，哪来的我们几人见面？那么再次请问，我是何时给你写信要与左正尧、黄一瀚见面的？ 4 人根本就没有见面，又哪来的这次见面落实了研讨会、主持人、经费3个问题？还有我们4个人有什么权利决定让方土筹措会议的经费。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为什么不让方土也一起见面商议呢？这个故事编的也太离谱了吧。

如果成你所说,1995年6月2日我们4人真在一起讨论实验水墨及研讨会问题了，那为什么《走势》第二辑后的1995年12月的《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特辑13，却没有了具象的水墨画？也就是没有了左、黄二人！又为什么1996年研讨会还是没有左、黄二人呢？这实在讲不通！当然只能证明一点，刘子建为了私欲急着抢夺实验水墨果实，而在编造故事时搞乱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

虽然，这是我与刘子建分道扬镳的原因。但，我们二人不再往来之后，不是实验水墨画家群就再也没有大的集体活动，而是本来我就已经决定在法国实验水墨展之后不再做实验水墨的活动。原因，我认为2001年前实验水墨问题以及中国现当代艺术状态的集体主义形态的表达已经结束。实验水墨大部分艺术家的中西合璧方式无法打通未来，而中国当代艺术即将开始的将是个人性的独立思考的价值判断，这是打当代艺术发展的未来可能。因此，2001年我重新开始“指印”创作。

2006年后我一边创作“指印”作品，同时先后策划了一些当代艺术展览和出版：“痕迹与气质”14、“水墨叙事”15、“水墨不等于水墨画”16、“场”17、“终结水墨画！从‘水墨画’到‘水墨’”18、“无形：一种超越媒介的思考方式”19、“方法之外”20、“开：当代艺术的一种思维方式”21等等。这十余个展览和出版我仍然邀请了一部分实验水墨的艺术家参与，只是再没邀约过刘子建。

以上我所补充的这些内容，仅仅是为了让读者或研究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更全面的、更客观地、更真实地了解实验水墨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丰富内容和复杂的关系及问题。少一些误导、也少一些误解。（撰文╱张羽）

注：

来源：798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