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关于中国摄影教育的现状一直都被认为有很大的问题，人们为摄影教育经常担忧和焦虑。三影堂这些年也做了非常多的摄影的教育项目，不论是从实践还是到理论，在国内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路径，在体制之外独立地用自己的角度和态度去做。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创办人荣荣聊聊三影堂的摄影教育项目。还有艺术家付羽，付羽将在今年夏天参与三影堂的workshop(授课)，也是三影堂教育的一个部分。

　　所以围绕着这个体制外的摄影教育或者摄影教学来探讨一下它的未来，也可以回顾一下过去。讨论一下目前的教育现状，国内这种官方的、官办的体制内的摄影教育是一个什么状况，并且能够结合着你们各自的角度来对摄影教育展开批判。

　　三影堂的摄影教学模式：灵活和多元

　　蔡萌：而且我觉得像三影堂这种教学模式能对应到国外的ICP(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他们不是也号称把摄影教育作为它的一个重头吗?甚至绝大多数经费的来源也来自这个教学，这个三影堂跟ICP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你们当时是不是也参照了它这个模式?

　　荣荣：对，我们三影堂请了克里斯多夫·菲利普斯，他是我们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跟我们就是已经非常熟了。三影堂正式落成开幕的第二年，我去考察了他们的ICP。他们整个跟我说了这个系统，我去也考察了他们的教育楼，还有包括他们的收藏，还有图书馆我都去考察了，包括他们是怎么运营的;然后，ICP的董事会他们的老太太都来过三影堂，她跟我说的感受最深的是：“当ICP刚刚创办的时候，他们的员工工资下个月不知道怎么才能发。”最后呢?他们说不知道，这些都不知道，她说有一些东西我们跟他们非常接近、非常像;但是呢，其实我当时做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并不太了解ICP，当然他们是有名，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包括创办人是谁?安聂尔·卡帕(罗伯特·卡帕的弟弟，ICP创办人)当时我都不了解。因为我还是缺乏对摄影史的了解。后来他们的创办人，参与的那个董事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他跟我说：后来他们做了教育的第一个班是四个学员。无法想象ICP第一个班是四个学员，现在他们也是几个块学员，他们说这个教学已经盈利了。这个教育多重要?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教育的话，ICP到现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你单单有孤零零的空间是不够的，这个展览的空间里头你没有这个传承，还有你没有新人进来，包括ICP做的新人奖，他们每一年有一个叫什么?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他们也有新人奖，还有ICP的双年展。

　　所以他们每年都有新人奖，其中我去看过他们的空间，后来他说这些学员当从这个学校出去之后他还会回来，所谓的回来是什么?不仅是进去ICP看展览，甚至有一些学员还会去做展览，去参与展览(策划)，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循环的(和)互动，而且这个ICP视觉学院那个规模是很大的。世界上很多很多地方请他们，在国外开一个分校，可他们不会，他们说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他们的(教学)质量。因为，分校可以盈利，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教学方式还有什么东西他是没办法(控制)的，他们控制教学质量各个方面，一旦脱离控制他们也是没办法。而且他们ICP的老师其实都是外面特聘的，不是长期雇佣的。

　　蔡萌：跟你们一样吗?

　　荣荣：我们这个，我们也是很小的规模了，人家是很成系统，我们是在探讨我们自己的一个初级的一个路。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特别商业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本土，直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是缺乏的，如果有人去做，我觉得这个事儿会挺好的。你看虽然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到国外去学习，但是呢?依然有很多人是没有条件去学习，首先你要有家里的支持，还要你的语言过关。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有国际品质的这个老师邀请过来，我们就是可以在这里落地，在这个地方跟本土学院有交流。其实我每一年说到“三影堂摄影奖”，投稿参评的人当中很多人的作品是在国外寄回来的。

　　蔡萌：留学生吗?

　　荣荣：对，有大量的人，而且全国很多人在国外学习这个视觉艺术中摄影的部分。但中国这个教育，我想除了比如说央美或者是比如说鲁美，或者是复旦大学，我觉得真正像艺术方面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欠缺、很欠缺。

　　蔡萌：我觉得你看刚才提到了好几个方面的信息。比如说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ICP那种教学，包括三影堂的教学，有可能做到跟体制内摄影教学最大的不同是：灵活。他可以随便去请国内、外的老师过来教，这样你的教学就可能很多元。

　　荣荣：灵活跟多元。

　　蔡萌：学院教学有大纲，按照大纲走，你学不学反正这些课都有得有;公共课的，文化课的，专业课的，就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僵化的系统，我们最缺的是灵活跟多元。甚至我也跟体制内那些搞教学的朋友聊过，我说：“你们不能多请点儿国外的人讲一讲吗?”他说没办法，他说他教育部是怎么有个名额限制，你的学生跟老师师资它有一个比例的关系，你有多少的老师、多少学生才能相应地请一个外教来，(其实)请不了多少的，而且经费也不批你，麻烦。

　　付羽：学校包括个人倾向，学校主导者和具体实施个人倾向、个人程度。个人的国外也是那样过于固定的工作就是这个人的工作就是固定在这儿的，他的程度是不被怀疑的，然后他的个人喜好、个人倾向对教学的整个的影响，还有像把场子似的限制这些通过考试什么的这些实际上是把这个这些东西是固定在这儿，并不是永远固定在这儿，是固定在他的个人倾向里边，或者是几个人的倾向里边。所以就是像做另外做的那些工作坊，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一个老师、一个课题结束，下一次可能这个老师是几个月之后或者是一两个月之后，甚至可能一两年之后才会再有这个课题和这个人;再比如说，受欢迎可能再加一点什么的，他是完全是根据这个来的。

　　蔡萌：对，有那种临时客座教授或者是讲座教授什么的。

　　荣荣：我现在想起来关于这个事情，因为92年来北京的时候进入了工艺美院那个班其实只是三个月，其中有一两个事情让我记忆犹新。就是当时有一个讲座，是从德国来的一个摄影家做的。

　　蔡萌：还给你们请了一个外国人?

　　荣荣：他是来中国做讲座的，他跟工艺美院里头做一些报告，他放幻灯，然后他还带来了原作，所以我们当时在国内的语境里头，我们能参与的是什么?经常老师叫我们去参加什么广角协会，崇文区文化馆、摄影比赛。我们都是参加这样的东西，当那个摄影家他给我们放幻灯的时候，并且看他带来的原作的时候，还有他是自己怎么描述照片，以及包括细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摄影)里头的魅力。就是说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差距，真正的那个就是细腻，还有包括震撼视觉的感觉。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有国外的人来给我们做交流，这个其实也短期地像workshop，(或者)一种开放的交流，我觉得很重要，对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