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纡，文豪曾巩之姪。曾纡的父亲曾布是王安石等新党中人物，曾当过宰相，权倾一时，曾纡善书，同时汪藻说他“篆隶行草，沉着痛快，得古人用笔意。江南大榜、丰碑率公为之。”此件《过访帖》北宋纸本，行草书十行，为曾纡存世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

　　曾纡(1073-1135)　过访帖　镜心 水墨纸本　32.5 × 45cm

　　著录：

　　1. 徐邦达编著《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第22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2. 张珩著《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壹)，第39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

　　出版：《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张珩》，第146-147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说明：钱泳、张文魁、谭敬、张珩旧藏。

　　释文：纡顿首，适承过访，罙荷情眷，疲曳未果，扣关奉告，欣承，挽起居佳定。惠况太多，实以无人可负，拜赐亦已多矣。千万恕察，不悉。纡再拜，允直知县奉议七哥。

　　题跋：张珩(1915-1963)题背纸：此帖是曾纡空青，珩审定记。非钱惟治。

　　鉴藏印：珍绘堂记、吴越王孙、钱立群氏审定真迹、张氏涵庐珍藏、张文魁、吴兴张氏图书之记、张珩私印、谭氏区斋书画之章、五常鉴赏(2印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钱泳》10印，1486页)

　　北宋曾纡及其《过访帖》简考

　　文/尹光华

　　曾纡，北宋时江西南丰人。生于宋神宗熙宁六年癸丑(1073)，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乙卯(1135)。文豪曾巩之姪。“少颖悟，天资既高……年十三，”伯父曾巩“授以韩愈诗文，学益进。”“才识高明，博极书史，以文章翰墨，风流蕴藉为时胜流;晚以精明强力，见事风生为国能吏。”(宋·汪藻《右中大夫直宝文阁知衢州曾公墓志铭》)曾纡的父亲曾布是王安石等新党中人物，曾当过宰相，权倾一时，但曾纡并不想沾这个光，他少时，“以大臣子积学名教，无一点贵游骄吝之气。”稍长，他赴京师，交游并追随的却是旧党中人物黄庭坚等。他的文章“落笔千言，指事析理，命物托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俊壮豪健，如走弹丸，如建瓴水，疏畅條达，无间断，无艰难辛苦之态。一时老师宿学，名人巨公交口誉叹。”其诗则“句法清丽，纯去刀尺，有古诗之风。”(宋·孙觌《曾公卷文集序》)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在贬谪宜州时，经过安徽零陵，曾专程去看望同样遭贬的曾纡，并看到了他的近作《江樾书事二小诗》，黄庭坚大为赞赏，并将它书写在自己的团扇上，当时的一些诗人还以为这是黄庭坚自己的诗作。(事见《曾公卷文集序》)可见其诗水平不低。

　　可惜曾纡的诗文集已不传于世，但在《全宋词》里却保留了他的部分词作。兹录其《洞仙歌》一首，以饗读者：“相如当日，曾奏凌云赋，落笔纵横妙风雨。记扬鞭辇路，同醉金明，穷胜赏，不管重城已暮。旧游如梦觉，零落朋侪，遗墨淋漓尚如故。况神洲北望，今已丘墟，伤白璧、久埋黄土。但空似、灵光岿然存。怅朗月清风，更无玄度。”词境萧索，有黍离之悲。应该是社稷沦丧，国破家亡后的晚年之作了。

　　曾纡善书，同时汪藻说他“篆隶行草，沉着痛快，得古人用笔意。江南大榜、丰碑率公为之。”曾纡不仅能篆、隶、行草，还长于楷书。明人李日华曾见过他用小楷书写的《阿房宫赋》手卷，原本有宋人赵千里补的图，但李日华见时原图早佚，而在明嘉靖时由收藏者项子京请仇英后配了一幅与曾纡之书同裱于一卷。李日华称曾纡小楷“古雅有黄庭法。”(《味水轩日记》卷七)历史上流传的《小楷黄庭经》被后人定为王羲之的杰作，清人梁巘称其“圆厚古茂，多似钟繇，而又偏侧取势以见丰姿，而且极紧。”从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曾纡小楷题《怀素自叙跋》(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确实有一种圆厚古朴，中宫紧密，遒劲茂实的气息，其趣味与其说“有黄庭法”，倒不如称它“沉着痛快”、“多似钟繇”，又兼颜字的体势要更确切些。

　　曾纡《怀素自叙帖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曾纡《怀素自叙帖跋》有一则信息十分重要，他自称这件历史名作是“元祐庚午苏液携至东都，与米元章观于天清寺。”元祐庚午(1090)曾纡十八岁，他这年在开封认识了米芾并因之获观怀素《自叙》。并在四十二年之后兵火扰攘的绍兴二年又一次见到此卷并为之题跋。也就在其十八岁这年，同样在京都开封，他还结识了黄庭坚，并有缘见到另一件历史名作李公麟《五马图》，从此他与黄、米诸文化名人、书画大家结为忘年交并与书画结缘。也在四十年后，他重见《五马图》亦为之题写了长跋。因为他的题跋，李公麟这一杰作被染上了一层凄美的神话色彩而为后世爱好者及研究者传颂不已。跋不算太长，因为重要，故抄录如右：“余元祐庚午岁，以方闻科应诏来京师，见鲁直九丈于酺池寺。鲁直方为张仲谟笺题李伯时画天马图，鲁直谓余曰：异哉!伯时貌天马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矣!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此实古今异事，当作数语记之。后十四年，当崇宁癸未，余以党人贬零陵，鲁直亦除籍徙宜州，过余潇湘江上，因与徐靖国、朱彦明道伯时画杀满川花事。云：此公卷所亲见。余曰：九丈当践前言记之。鲁直笑云：只少此一件罪过。后二年，鲁直死贬所。又廿七年，余将漕二浙，当绍兴辛亥，至嘉禾，与梁仲谟、吴德素、张元览泛舟访刘延仲于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图，开卷错愕，宛然畴昔，抚事念往，逾四十年。忧患余生，岿然独在，彷徨吊影，殆若异身也。因详叙本末，不特使来者知伯时一段异事，亦鲁直遗意。且以玉轴遗延仲，俾重加装饰云。空青曾纡公卷书。”(见《石渠宝笈·续编》)此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记述了北宋末至南宋初《五马图》的创作与流传经过;还记载了曾纡与黄庭坚的友谊及某些人生经历;“当崇宁癸未，余以党人贬零陵。”极为简单的一句话，却悲凉地道出了曾纡因为政见不同并与旧党诸名士包括其伯父曾巩的亲密关系，而被定为旧党人物，遭到排斥打击，贬放“穷徼”。而对所谓旧党的穷追猛打，他的父亲曾布也参与其中。北宋末党争的惨烈从曾纡身上，从他《五马图》仿佛并无表情的短短一句话中已见端倪了。当然这段题记最为重要的还是他记下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传奇，虽然画笔夺去骏马的“精魄”显然过于夸张，但对于素所敬崇李公麟高超画艺的后人来说，宁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曾纡的这段题跋，显然是中国美术史中的神来之笔。

　　题跋末尾，曾纡记载了一件小事。却也不应疏忽：他赠送给藏者刘延仲一付玉轴，希望他将怀素《自叙》卷重新装裱。宋人裱手卷每用出轴，曾纡以精美的玉轴相赠，可见他是一个珍惜古物的内行。

　　曾纡《草履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张文魁旧藏曾纡《人事帖》

　　被汪藻论为：“沉着痛快，得古人笔意”的曾纡篆隶书今已不见于世，但他同样有这种趣味的行草书则还能见到几件。一是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宋人法书册》中之《草履帖》，一是旧为张文魁收藏的《人事帖》，一是亦为张文魁旧藏，今秋再度问世的《过访帖》。

　　《过访帖》白宋纸本，高32.5厘米，宽45厘米。行草书十行。文云：“纡顿首，适承过访，深荷情眷。疲曳未果，扣关奉告，欣承挽起居佳定。惠况太多，实以无人可负，拜赐亦已多矣!千万恕察，不悉。纡再拜。允直知县奉议七哥。”信的内容是说允直去拜访他，自己因为疲劳困顿而“不果”见面。可能是次早曾纡便要出行，故连夜差人“扣关”送上这封信。由于允直送来的东西太多，(拜赐亦已多矣)因自己人手不够“无人可负”，因此有些东西还是送回去，请他“千万恕察，”并非不领情。因为匆遽，故书写迅疾，畅达率意而笔沉气酣。宋释惠洪称：“予观公衮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娓娓意尽则止耳。”(见宋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宋人“尚意”，重个性，不为理法所拘囿，释惠洪对曾纡行草的品评，正是本《过访帖》的极好注脚。不过，由于曾纡有很好的楷书功底，我们所见的他几通书札，都现出腾踔酣快却又遒劲的奕奕神采，无法而法，是有真功力真性情的。

　　《人事帖》起首“纡”字与《草履帖》，《过访帖》上起首“纡”字的比较

　　王献之写的绵字糸旁简化为一笔直下，如三点水旁的草法。(见草字汇)

　　宋人书札，落款多不具姓，具名则每率意潦草且多异体变形之字，颇难辨认。故本帖旧被人误定为北宋前期钱惟治书，徐邦达先生从双名落款只写其中一字的始见于明代为据，考其决非钱氏所书。徐先生还论定本《过访帖》与《草履》、《人事》诸帖为一人所书，甚确。《草履帖》“历家著录均定为曾纡”(如安仪周、台北故宫等)，《过访帖》裱背张葱玉有二行鉴题墨书：“此帖是曾纡空青，非钱惟治。珩审定记。”今观三帖款字，以《人事帖》起首落款“纡”字最易辨认，而该札末“纡再拜”的“纡”字款却是上述三札中写得最简最难认的，粗看竟与草书“行”字相同。但当我们认读过《人事帖》的起首“纡”字再读《草履帖》、《过访帖》，其起首款书“纡”字虽已简化，但触类旁通这二个“纡”字也依然可以认识了。(此三帖中，曾纡把“糹”旁简写作三点水旁，晋人王献之就有这种写法，并非杜撰，认识这点，他写的纡字就不难辨了)上述三札都有同一上款，且同样都为南宋“珍绘堂”所藏，相信在南宋初期，它的第一轮藏家很可能便得自“允直知县”的后人，故数札聚于一处。这些信札当初作者的归属应该是不会有误的。随着世间沧桑，《过访帖》与诸札分散，签题失落，遂被后人误定为钱惟治所书。其所以谬误，徐邦达先生已有论证，就毋容我多说了。

　　徐老认为上述三帖为同一人所书，而《草履帖》“似有北宋人风格”，这种风格论的推断，亦有助于我们对《过访帖》的认知。曾纡生于北宋熙宁六年(1073)卒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他在北宋生活了五十四年，在南宋不过八年，其书法“有北宋风格”是顺理成章的。

　　《过访帖》的书写岁月今暂无法考定。但在宋末徽宗朝。曾纡尝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当时宣城一带大水，“江溢没数千家”，根据当时的赈贷法必须经部议通过才能放贷赈济，太守犹豫不能断，曾纡认为此事急迫不能拖延，自己是这方面主管，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先救“垂死之民”要紧。(事见《曾公墓志铭》)联系《草履帖》所说“道中雨淖，狼狈之甚，欲烦左右置草履以济兵卒”，并请“借一、二十人相接”以及《过访帖》中“疲曳未果……惠况太多，实以无人可负”云云，似与水灾及赈济等烦琐辛劳相关。且二札书写都有匆匆即书的痕迹，不仅风格相同，且少露锋颖，用的或许竟是同一枝秃笔，令人想见二札似乎是在一个甚为困苦和繁忙的环境中所写。因此，它们书于宁国任上赈灾救灾之时是很有可能的。

　　而《人事帖》用的显然是一枝尖劲的新笔，字画粗细、顿挫，颇多变化，可见是从容而书。信的内容则称“侄孙过治下，诸能面言也。”说明它写于曾纡的衙斋，所以并不象前二札那样急促率意。它与前二札并不同时亦非写于同一环境中，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三札共同上款人“允直知县七哥”，有人认为是曾巩六弟曾肇的第二子曾纵。不确。曾巩虽然晚婚，但他发妻晁氏所生二子曾绾(生于1056年)、曾综(生于1058年)与小叔曾肇(生于1047)年龄只相差九岁和十一岁。而曾绾在家属中排行十三，曾综排行十五，曾肇的二儿子曾纵自然比曾绾、曾综要小很多，他怎么能排行老七呢?何况曾肇还有另四个哥哥，大哥曾晔有二子，三哥曾牟一子，四哥曾宰有四子，五哥曾布有十子，他们排名都会在曾纵之后吗?另曾纵字元矩，号允直，古人书信，上款都用对方的字而几乎不用号。据云不用曾纵之字“元矩”是“与元祐”年号相讳，亦误。因为古代皇帝定年号，就是让当时及后人能称呼、书写纪年用，没必要避讳。略举二例以明当时并无这种讳：宋真宗赵恒定公元1008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其后二十年，吕大防生，其父为他取名并未避“大”字讳;大画家郭熙在宋神宗熙宁五年作早春图落款“郭熙画”也不避“熙”字讳。同年又作《关山春雪图》，且是“奉王旨画”，落款“臣熙进”亦不避所谓年号讳。另郭熙又一件名作《窠石平远图》，作于神宗卒后次年(元丰元年)，仍署款“元丰戊午年郭熙画”。并无“年号讳”是明显的。可知曾纡如给曾纵写信，完全应该用其字“元矩”作上款而不应该称“允直”的。

　　曾纡 《过访帖》鉴藏印

　　至于被曾纡称为“知县七哥”的允直，目前尚不能确知其为谁，希望日后能有所发现。但名人写信的对象未必也一定是著名人物，宋代当知县的人甚多，史书记载的只是极为少数的一部分，即使同字“允直”的也未必就是曾纡所称的“七哥”。好在当今有学识的智者颇多。如能拨云见日，自能大快人心。即使终不明其人，亦无关紧要。因为作为一件北宋书法，曾纡《过访帖》经南宋“珍绘堂”收藏，又迭经清乾嘉时名士钱泳及近代天才鉴定家张珩及名藏家谭敬、张文魁递藏，经历了九百年种种历史劫难与岁月浸蚀仍保存相当完好，显然是十分稀有而珍贵的。

　　旧藏者简介

　　1.钱泳(1759-1844)，原名鹤，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清代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吴越王三十世孙。工诗词、篆、隶，精镌碑版，善于书画，兼作印。画山水小景，疏古澹远。著有《唐赐铁券考》、《履园丛话》、《履园谭诗》、《兰林集》、《梅溪诗钞》等。

　　2.张文魁(1905-1967)，字师良，上海浦东人，故居涵庐，早年经商，颇有成就。分事之余，酷好书画收藏，与沪上收藏家庞莱臣、吴湖帆、谭敬、张珩等过从甚密。其收藏的惊人之处在于宋元信札多至四、五十通之多，故宫博物院曾入藏十几通。张氏后移民南美洲，五十年代张大千到巴西，双方多有往来，大千先生颇得其关照。

　　3.谭敬(1911-1991)，字和庵(龢盦)，广东开平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复旦大学商科毕业。民国二十八年美国纽约大学研究院国际贸易系毕业。谭敬出生于豪富家庭，爱好文物书画，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与张大千、郑振铎等友好，因而精于文物鉴定，亦富于收藏。

　　4.张珩(1915-1963)，字葱玉，别署希逸。祖父张均衡、伯父张乃熊，均为著名收藏家。在他十几岁时，就已对中国古代绘画颇有心得，交往者多为画家、书法家和收藏家。他在书画鉴定方面造诣很深，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曾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1961年文化部组织以张珩为首的书画鉴定小组，到全国各地巡回鉴定书画有近10万件之多，发现一批湮没已久的书画珍品。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