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铃子：柔软是生命弥足珍贵的部分
林宗龙× 金铃子

林宗龙：先从一个现象说起，关于诗人画画。在当下，诗人画画已经极其普遍，一方面经过诗的“训练”，诗人的画更容易接近艺术的本质，而另一方面，由于绘画基础的基因序列存在片段缺失，极可能导致“技术支撑不起思想”，你是如何看这一现象或我这一带有某种偏见的悖论？

金铃子：当代确实有很多诗人突然开始写字画画，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不是我关注的工作。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诗书画一家则不会有疑议，王维的画，东坡的字，皆是诗性的另一种表达。媒介不同而道合。道并非本质，我不喜欢本质这个词，艺术并无本质可言。在我看来，艺术就是观照人生和事物的自由的体验。体验有本质吗？每个人的体验都是不同的，只有那些能真正发现不同的人才能真正感知语言的极限。写作和绘画用不同的语言，但言说的方式是相通的。我喜欢古人用的一个词：秘响旁通。一个诗人如果真能旁通，技术就不是问题。经年的坚持就会让技术化有为无，而面对无的世界，这个时代的精神苍白一览无遗。这才是诗书画面对的共同困境。

林宗龙：在你的创作中，绘画和诗歌是怎样一种关系？它们于你，意味着什么？

金铃子：在我的创作中，写和画是右手和左手的关系。写作是天性，画画是训练。这并不是说画画就不需要天赋，恰恰相反，画画的天赋更需要不断地训练才能呈现，我意识到两种不同的语言会奇异地生长，有时是诗，有时是画。但你一定要把诗画成画，把画写成诗，你会发现这是很难的，这也是当代写作和传统诗词很不同的地方，因为当代审美已不可能完全田园式，更为复杂的经验为诗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变得更难。

林宗龙：意象化的隐喻和象征，是诗歌里常见的一种表达手法。在你的画里，也常常又看到一些意象化的动物形象，如“鹿”，“羚羊”等，它们是自我的一种隐喻还是有其他的表达意旨？能说说关于这些的创作初衷吗？

金铃子：隐喻和象征是西方诗学的说法，意象则更为东方。立象以尽意是中国古人的言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生活方式。所以说意象是中国人思维的方式，更是中国诗画的言说方式。杜甫诗说“丛菊两开他日泪”，这个没法画出来，但意象和人心的结合多么伤怀动人。所以，一个好诗人总会有他独特的选择意象的方式。至于我选择鹿、羚羊这类动物意象，当然有其精神指向，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意象在诗歌的语境中的转换生成，它们是否能在诗歌中自我成长，让抽象的情感变得可以触摸，可以交流，也可以一言不发，就像一只掉了队的羚羊，沉默地前行，寂寞的风在羚羊的体内完全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呼啸而过。

林宗龙：在你的诗歌里有着强烈的“抒情性”，这种古典主义的美学，是否在你的绘画创作中有所体现？在你的绘画中，这种“抒情性”和诗歌中有哪些表达上的共性和差异？

金铃子：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内心的贫困共存，我们引以自豪的城市建设在一场大雨面前不堪一击，原来那地下的下水道是见不得人的。在我看来，抒情就是我们内心的下水道，惟有它能抵挡现实中的痛苦和暴雨，它宽阔、干净，去除污渍，给我们带来慰籍和美感。抒情这一古老的诗艺可以说串联起了所有的艺术，在我的绘画中通过物象而呈现。物象对象化的过程就是抒情展开的时分，去发现去捕捉万物之美，哪怕它并非生活本身，甚至是生活的对立面，可以告慰的是，因为抒情让我们御除了包裹在生活表面的坚硬的盔甲，让我们明白，柔软是生命多么弥足珍贵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抒情在诗画中并无不同。

林宗龙：你曾说过“风格是个可怕的东西”及“一个诗人不仅是风格的创造者更应该是风格的破坏者”，在你的创作中，你是如何来规避“风格”所带来的创作惯性和审美疲劳？

金铃子：一方水土一方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诗人和作家只能把自己熟悉的事物写得惟妙惟肖。让我去写东北的“北风烟雪”，无论如何也写不好，好作品出自感受真切。所谓“恒定题材”，就是写诗人自己最熟知、最能淋漓尽致表现的情感。但是风格的确是个可怕的东西，常常有人评论一个诗人，他形成了他的风格，我从来不以为这诗表扬，恰恰相反，如果不警惕，他的诗歌已经接近死亡。风格在我看来，不是最重要的，有时它甚至会成为禁锢我们前行的力量。一个好诗人，一定是风格的创造者，又是风格的破坏者。如何来规避，这是禅，是修炼。

林宗龙：聊一个无关的话题。最近我们在做关于“城市乡愁”的文化梳理，能谈谈你所在的城市重庆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气味？你对重庆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感情？而你的“乡愁”又是什么？

金铃子：重庆在我看来是安静的气味。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够给我带来这样的安静。这里山水秀美，离古人很近，你刚刚还在莺歌燕舞，抬眼一望，就见江对岸洗衣的浣沙女；你刚刚还在被高楼压得喘息，转身就见漫山红叶，如此与众不同，美妙极了。它一点也不火爆，只是说明他们安静，旷达，甚至简单。

艾青说的两个字“深沉”。我出生在重庆垫江城南村。我的诗歌道路始于那片并不开阔的山坡，事实上，我仍然不能肯定这种说法是否有效？只不过，我宁愿相信一个人的写作与童年经历具有隐秘的关联，它很容易把我带回那片野花丛中，自然的旋律和节奏，少女的秀美和安静，天籁般的风声和呼吸，我们一生也难以抵达的寂寞和纯粹，“芳香、颜色和声音在互相应和”。做诗前，没有一次思绪不是先回到故乡那片山坡。无所事事，没教养，粗鲁，说大话，偷桃花，与爷爷一起想念古人。一切只有风声水起的孤独的中午。只要我开始写诗时，我发现，我已经在那里了。地点也许真的不重要，它们也已不再属于某一个地点，它们在我的身体里像一头幼兽，一不小心撞开了抒情的门扉。

如果我曾经写出些什么，我相信，那是诗歌。一种无法用风格归类的汉字，在我命运迁移的途中如那些野花一样时隐时现，散发出宿命而甜蜜的气息。世界旧得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