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记，行书、白文印

 

文字起始于结绳记事，记录是最初的功能，当文字的刻写识读不再艰难，而成为一种日常技能时，在记事之余，不免会渐渐增加些议论、说理的记录，表达一下小情绪，偶尔也记录一下歌词曲调之类的闲事。最终，为我们留下了传唱千古的一部《诗经》，咏叹反侧美不胜收。

风、雅、颂是诗歌记录内容的分类，且不提它；赋、比、兴则是《诗经》行文与表达的手法，潜藏着深层的思维模式。赋，即是陈述、描写，与后世各种骚赋、骈赋、律赋、文赋一样，源于诗歌记录的赋，并不是简单的陈述，也有着歌曲的韵律与文采特点。比，即是类比、比喻，言情说理不可状述时，以类似的事例类比而说。兴，即是触情生情、寄情于物，情绪所起必有源头，此情难摹景物可写。

 

 

 

纯粹的思维与思辨，尚要到老子的时代才逐渐发展起来，在此之前，语言文字对事物的内在关系与思辨缺少表述方式，说理表意都会通过事例来表达，这也是《易经》的行文方式。天高海阔鲲鹏鸿浩可以比拟志趣，事例谚语可以体会蕴含的道理。这种方式虽然不太精准，却胜在丰富多变，饱含情绪与感染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人之同心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华文化的思维模式就是对人的认同，对自身感受、对他人感同身受的关注。既不是单纯对客观真实的追求，也不单纯对自我情绪欲望的关注，而是着眼于物与我的交流、互感，注目于人与人的互动、影响。

正是这种对世界充满互动与人情味的关照，才让中华文化从产生的最初，就孕育着满格的诗意之美，流传出至今都能让人无法释怀的词句。

 

 

 

诗歌不死，因为人心不死、人性不死。那些哀叹大清亡了的人，所怀念的并不是皇帝与大清朝，怀念的只是贝勒爷的纨绔生活。哀叹诗歌已死、书法已死、艺术已死诸如此类的人，也不过是因为他们自以为的大师光环与假象破灭，造成的厌世颓废怨天尤人罢了。

大师与光环不过是大浪淘沙后的虚名闲言，当时便能够光芒照人的艺术家只是极少数，一大群人都来幻想这份比彩票还渺茫的大奖，注定难免于碰壁与幻灭。若是还想通过不当的手段招摇撞骗，还会有身陷牢笼的危险。

诗歌永存，因为人们的歌咏不会停止；艺术不死，只因为人们的爱美之心不会停止。

 

 

 

《秦风·蒹葭》

先秦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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