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是文化的生命基因和发展脉络，是文化的精神主脉和美学主脉，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

　　几千年来，文脉这个文化发展中的生命与审美的潜流始终隐潜于社会发展的浪涛之下，体量不大但非常重要，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既非官方的主流而功用化、也非民间的主流而庸俗化，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对其他文学现象既有吸附力、又有排斥力，以至中国的文化史几乎成了“文化人格史”。

　　众所周知，中国的写意花鸟画独具特色，在描绘鲜活的自然事物中体现了人与万物贴近共生的天人观，在把花鸟草木人格化之时寄托了崇高的人文理想和信念，这与上古的《诗经》、《楚辞》互为表里、一脉相承。而大写意花鸟画实为阳春白雪之属，画境高逸、诗文内涵、书法高度、金石气息缺一不可，难度极大。

　　在中国文化的体系中，规矩和法度是不可或缺的。笔墨是中国画的生命所在，是中国画的基本语言、基本形式，是中国画的规矩。否定笔墨便是否定中国画，那样的“中国画”便不能成为文脉的载体。因此，必先知有规矩不能逾越，乃能反而求诸已，求方法上之改进，一切正当知识遂从而产生。

　　文脉赋予了笔墨什么内涵呢？笔墨如同骨和肉，笔为骨，墨为肉，这就使笔墨与人的骨肉有了某种联系，进而有了人格的内涵。人品、画品，人品在先。北宋文人画兴起后，中国画的审美品格进一步提升：什么品格的人画什么品格的画。文学意义上的风骨、骨气，被中国画的骨法用笔所承载，就是讲用笔要有人的风骨、骨气，既要表现强劲刚健的太古生机，又要表现老庄道、屈子情、儒家气。

　　中国画的用笔讲究涩、讲究争、讲究阻、讲究逆、讲究锥划沙、折钗股、屋漏痕，讲究笔不直而气直，笔断而气连。用笔真有了这样的功夫，笔划便有了独产的审美内涵和价值，乃至于误笔误墨有时也不必剔除出画面。

　　墨分五色。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比如墨干而不枯，则有如人的苍凉之美。墨过湿而浸晕不收，状如墨猪，像人的浮肿虚胖，骨力全无，提不起气来。龚半千、黄宾虹用积墨法层层加上，给人浑厚华滋之感，正承载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人生阅历。中国画的笔墨讲究高尚的人格，讲究超凡脱俗，鄙视奴颜媚骨，更不要说粗野狂怪如野狐禅者。中国画的笔墨修炼讲究信正心静，如立帝王之业，穷毕生之精力而大器晚成。

　　当下有人说“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是言事物越是纯粹则越有价值，越能被广泛地关注。缪铖的《诗词散论》论及：纯粹之词人其情思精约凄迷、芳馨悱恻。这种极为柔转细美的情思，岂人人有之。以此为规矩，李煜、晏几道、秦观、周邦彦、李易安等当为其选，便是王安石、黄庭坚、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等，随有名词佳句广为流传，尚不入纯粹词人之围，前人定义之严谨，评论之精粹于此可见。守住笔墨、穷毕生心血精修笔墨才是纯粹的中国画家。自古以来，笔黑便是中国画的生命，是中国画的代名词，无笔无墨不叫中国画，有笔无墨、有墨无笔都不是好的中国画。有规矩、有程式、有格套正是一种艺术形式成熟的标志。是故，中国画的发展就是笔墨的发展，中国画的创新就是笔墨的创新，虽然传统留下来的几近完美，但对灵心多感者而言，福地别有洞天。

　　自《诗经》、《楚辞》始，名山大川、花鸟名木、香草美人便被历代前贤以赋、诗、词、曲等形式反复咏唱，直至今日。大写意花鸟画的入画题材，亦不外乎此类。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天人合一、物我契合是流淌在血液中的根性。山川草木即我，我即山川草木，美人香草都是寄托，都是镜花水月似的理想情怀，神情飘没处，物我两忘。梅，气结殷周雪、天成铁石身；兰，常为屈子佩、花发王者香；竹，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是为四君子。这样看来，花鸟画岂是简单的平面视觉艺术，它承载了太多的精神和美学的情怀，岂止梅兰竹菊，凡雀鸟游鱼、青蛙白鹤、苍松紫藤、丹石碧荷，均是物是我，皆在我心所造之境中幽游嬉戏而得自在。所有入画的物象，都是画家心志的流露与审美的选择，它们承载了画家全部的人格精神与审美取向。于此，美成为偏爱，故王元章爱梅、郑板桥爱竹，而倪云林则于太湖船头之上以一坡两岸的章法造其心中之逸境。

　　作为中华文脉的载体的中国画，其路子只有这么宽，这是客观存在。没有规矩或不讲究规矩，则既无继承，也谈不上发展。是故，在宣纸上搞光、搞色彩、搞素描、搞融合、搞实验美术都不是纯粹的中国画，欲说还羞，非驴非马，什么主题啦，深刻性啦与纯粹的中国画毫无关系，搞效果，搞制作更是莫名其妙。很多人每年去西双版纳写生热带植物，回来后拿出的作品，只是让没去过那里的人认识了几种热带植物而已，因为那些题材无法承载博大丰厚的文化内涵。当下的艺术形式是多元的，不同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形式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但是，纯粹的中国画是有自己的规矩、有自己的门槛的，正如张仃先生所言，笔墨的东西除非你不碰，那你大可以在自己的参照系中任意游走，如果碰了笔墨，则非正即负，绝不会等于零。纯粹的中国画犹如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枝叶会有序地向四周、向上伸展开去，不会拒绝任何一方的阳光雨露，但它的根却一定深深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

　　中国画史历来以逸格、神格、妙格、能格四个等级评判画家与作品，或称逸品、神品、妙品、能品。窃以为逸格最能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之内涵。

　　逸格，最脱离功用，最脱离世俗。逸格要求逃避物欲，诉诸精神，远离尘世，上达天意；笔简形具，得之自然。想那清閟阁中之倪高士，家藏历代书画奇珍，晚年忽地散尽家财，分与亲友，奉母携妻以舟为家，混迹太湖二十余载，一坡两岸、天真率然，浣却铅华，洗空凡格，高逸之至。其后的青藤、八大、浙江等亦逸格中之佼佼者。

　　把握文脉、读书修养、远离物欲才能接近逸格。

　　中国画强调人的修养，强调人在画先，这种人格的、精神的修养只能于文脉中获得，如“未有品不高而能画者”，如“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如“操一艺以至神明者，必先抱卓绝一世之见”，如“学书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举墨外，自有一种光明正大之概。”中国画讲究退隐、内敛、平和，讲究镜花水月、忘却痛苦，便是理想、进取也一并暂且放下以求得失意心情的慰藉。中国画是人世风景的印象，它是主观的，求物我同一，求意象，物是我，我是物；讲光阳如箭，逝者如斯；讲痴思长绳系日；讲浩浩阴阳，悠悠千载；画面中有情的时空与万物，时时发出对生命的感叹。

　　浸淫于文脉、修炼笔墨、待天机发之以成逸品，这该是纯粹的中国画家的毕生所求。是为序。

2014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许朝旭画集》许朝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