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菊在我身上开放”

“囙：万物”

冰逸的长卷油画“雏菊在我身上开放”，是对两个传奇故事的重写。一个故事来自《聊斋》中虚构的“荷花三娘子”，一个狐狸和一个凡人的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另一个则来自临死时刻的诗人济慈的最后遐思。弥留之际，济慈感到“雏菊在我身上开放”。为什么是这两个故事的――一个虚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重写和嫁接?或许，这两个故事共同分享了生、死和爱欲的主题。在这里，生和死，凄厉而残酷。但是，它们在故事中被烘托得诗意盎然。冰逸的这张画，将残酷的诗意形象化了。在画面中，残酷和诗意在热烈地交谈。这种交谈产生了一种调和的效果，这就是忧郁。忧郁抚慰了残酷，也打消了诗意。它像一片云烟一样不可自制地从这个画面中缓缓地升起来，并覆盖了画面。不过，忧郁，在此不是作为一种病理学征兆来对待的，而是作为一种美学被构想的。这些画面，被一种唯美的调子所驾驭：这是忧郁的美学。

这种美学――忧郁抵消了它事实上的残酷性――从何而来?画面上充斥着大量的植物，植物被饱满的颜色所图绘，这些泾渭分明的红色，绿色，蓝色，黑色，以一种片状的形式，一层层地相互竞技和炫耀。这些热烈的色彩，包裹着故事中的鬼魅世界，并使这个鬼魅世界更加鬼魅。它们编织了一个梦幻的语境。这是一个超现实主义世界：欢爱的时候，头颅中崩出了花瓣;生育的时候，双腿离开了身体;人体中一块红色的肝被挖出来托在盘中;一个张曼玉(我们仔细念念这个名字，它的发音，它的植物般的浪漫语义，在此是如此地和谐)式的花样年华的女人出现在遍布骷髅的画面中;植物在人体身上开放;头颅在空气中飘荡。

在这样一个超现实主义世界中，植物，天空，人(人体)是其中的三个要素。它们相互之间毫不紧张。具体地看，它们好像毫无关联，但是，似乎有一种奇妙的整体感将它们贯穿起来。画面中的人都像骷髅一般，它们剥去了活生生的血肉，但一点也不恐怖。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温和的骷髅形象：它们躺在辽阔而蔚蓝的天空下，这与其说是在展示死亡的残酷和惊骇，不如说是死亡的缓缓抒情。在天空的朗照下，植物的芬芳在死亡的身上盘旋。这是悲剧吗?不，死和生，不是在一个舞台上轮番上演的悲喜剧，而是一个唯美主义篇章的两个激进时段。在这个篇章的首页，是爱欲，是生的开端;在篇章的末尾，是死，是生的结束。我们看到，从生到死，从画面的开端到结尾，贯穿始终的是植物的盛开。

为什么是植物?生命总是和植物缠绕在一起的吗?事实上，冰逸理解生命有一种奇特的植物视角。或许是植物的色彩，或许是植物的蔓延的形式感，或许是植物的安静和非攻击性，或许是植物固守自身的的生命兴衰，构成了冰逸对生命的想像。对于她来说，植物是最好的生命隐喻――命运不是以一种实质的成败来定义的，不是一种隐秘的功用主义来定义的。那是动物的逻辑。植物的逻辑呢?植物不争执，不进攻，不贪婪。植物沉浸在自身的形式主义的荣枯之中。它自我伸张，它的热烈和冷静，它的激情和激情的衰退，它的荣枯，都固守在自我的逻辑中。动物是什么?动物总是竞技的，是奔波的，是好战的，它的激情是战胜的激情;它的目的论是实用主义的目的论。植物完全相反，它执著，美丽，散发着自然气息，它的目的论是自发的形式主义的，我们也可以说，是超然的审美主义的，而不是盘算的实用主义的。

不仅如此，植物还有它的季节轮回，它有短暂的生命停滞，有反复的荣枯和兴衰――或许植物是不朽的，它的变更和兴衰不过是美的变更和兴衰。植物身上埋藏着美的永恒意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将植物看做是生命的隐喻的话，这样的生命，他的抒情强度就是色彩，是形式，是枝曼的繁茂，是轮回着的枯荣和兴衰，最终，是美的兴衰。正是在这里，美吞噬了残暴和凄厉。人命――这一动物的存活方式，一旦按照植物的生存风格来锻造的话，它就有可能战胜偶然。对偶然的战争，这是植物命运的唯一战争。植物沉浸在自身的形式主义的荣枯之中。它自我伸张，它的热烈和冷静，它的激情和激情的衰退，它的荣枯，都固守在自我的逻辑中。动物是什么?动物总是竞技的，是奔波的，是好战的，它的激情是战胜的激情;它的目的论是实用主义的目的论。

植物完全相反，它执著，美丽，散发着自然气息，它的目的论是自发的形式主义的，我们也可以说，是超然的审美主义的，而不是盘算的实用主义的。不仅如此，植物还有它的季节轮回，它有短暂的生命停滞，有反复的荣枯和兴衰――或许植物是不朽的，它的变更和兴衰不过是美的变更和兴衰。植物身上埋藏着美的永恒意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将植物看做是生命的隐喻的话，这样的生命，他的抒情强度就是色彩，是形式，是枝曼的繁茂，是轮回着的枯荣和兴衰，最终，是美的兴衰。正是在这里，美吞噬了残暴和凄厉。人命――这一动物的存活方式，一旦按照植物的生存风格来锻造的话，它就有可能战胜偶然。对偶然的战争，这是植物命运的唯一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