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长期隐居在景德镇的人来说，我从不轻易被任何人所主动想起。在每年漫长的独处时光中，偶尔被问起，是否可以一聚，基本上都是人们忽然有了一些困惑和问题，希望得到我的帮助。
于是，我便戏称自己，是一个关于艺术的地下神父。
这次来找我的，是一位长期居住在景德镇的法国女艺术家。她没有一些困惑，也没有一些问题，却有一些愤怒。对。这些日子，她积累了一个很不能释怀的愤怒：在景德镇的一次社会节庆活动的艺术展上，她热情且满怀期待的一件专门为此创作的作品，居然被策展方拒绝了。
她觉得受到了情感的伤害。
这位法国女艺术家叫KAMI，五年前来到中国，并选择在瓷都景德镇定居。KAMI的创作风格比较宽，可以说是那种很有艺术才气的、天然的艺术家。KAMI的架上绘画作品，我个人认为，是那种对她来说很自然，而对中国艺术家来说，穷其一生也无法模仿的东西。

这种无法模仿性，并不是说，中国的艺术家就画不出这一路的表达样式——毫无疑问，只要有某种形式的示范，中国艺术家一样能这样作画，而且也许画得比KAMI更有“思想的深度”。
恰恰正是这个“思想的深度”，已经不是那种直接的东西了，它变成了某种模仿性：对似是而非的思想的模仿。
KAMI的绘画作品，有一种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异者性”。正是这种“异者性”是无法模仿的。

前些年被曝光的中国某著名艺术家，长期系统化地，模仿欧洲某不知名艺术家的绘画。在没有揭露真相之前，许多人都惊叹中国这位艺术家的“才能”：其实是彻底脱离文化母体的表达的不可能性，被“可能”了。因而引发追捧。结果证明：这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欺骗。

“异者性”是相互的。
对于来自法国的艺术家KAMI来说，中国文化亦具有不可超越的“异者性”，乃至文化符号的禁忌。
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始终在追求某种与西方当代艺术的“异者性吻合”，这种追求，不过是一种文化异化的表现，而且对自身文化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构性。
正是在这场持续三十年的“异者性”追求中，让来自西方文化母体的艺术家KAMI，误解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边界的宽泛，以及话语的包容能力。
这一回，KAMI撞上了南墙。
按照KAMI的说法，今天的中国，依然需要向世界（西方）解释其文化的与过去已经不同了，因此才做了这样一件作品：它如KAMI改造中国的千手观音，以及三头六臂哪吒一样，KAMI改造了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类造像。给它带上棒球帽，并给它绘上纹身。握拳的手势（斗争的基本符号）也做了修改，按KAMI所说，让它“具有了一种嘻哈风”。

我对KAMI说：很好！从思想包容的角度来说，我个人尊重艺术家的任何奇思妙想，或者胡思乱想。
但“你知道，首先，今天的中国人，其实没有必要继续向世界介绍我们是什么样的想法了。介绍，就像陌生人第一次见面，自我介绍是必要的。今天的中国人，始终在与世界交流互动，我们没必要老是重新介绍自己。我们在与世界任何地方打交道。
KAMI说：但那是谈生意。
“对，你知道，中国人自己在一起，作为朋友，不也是聚在一起谈生意吗？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基本共同话题。”
“可是，中国需要向世界介绍它自己的文化”，KAMI说到。
“好吧，我们不是用孔子学院在给你们介绍中国的文化嘛，可是结果并不如人意。至少，谈生意是一个共同话题之一。或者从文化方面来说，中国人今天更关心的共同话题，其实与你们一样，就是好莱坞的某部电影在中国的票房是多少，或者中国的某部电影在北美的票房。或者中国的某个艺术家参加了戛纳电影节，或者威尼斯双年展。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共同话题上，形成了某种一致性。当然，文化是具有差异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文化上的最大差异，其实就在于，对，没有任何批判谁的意思，中国人更倾向于“弘扬”，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反思”。
“这正是你的作品，被拒绝的原因：你将某种中国人不希望谈及的东西，拿出来进行改造，你认为这是一种重新调整的自我介绍，但恰恰不是，我们根本就不认为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进行再次自我介绍和说明。那是我们中国人希望遗忘的某种东西，它不是我们希望去继承的文化符号和遗产”。
“那么，”KAMI问到：“你如何看待哪吒这个角色？难道祂不是中国的一种叛逆文化吗？”

“哈哈，哪吒作为一种叛逆文化，其实是当代的一种文化改造。哪吒这个文化符号，在今天之前，其实是一种神怪故事的符号，祂与中国其它的神怪符号，并无太大区别。这是因为，神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并没有反讽的功能。也并不塑造一种宗教精神，它仅仅就是神怪故事，一种猎奇的传说。”

这场对话的意义忽然显现出来了：来自西方的艺术家KAMI，分辨不出中国文化作为传统的东西，以及作为旧传统与新传统的文化界限。
对于她来说，这些都是一种来自中国文化的“异者性”整体，因而对千手观音的改造，对哪吒的改造，与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造像的改造，对KAMI来说，都是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和当代性改造的一种尝试，也是帮助中国重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一种文化方式。
然而，她无法理解“反思”与“弘扬”之间，完全相反的文化作用力方向。
那么，反过来说，中国艺术家是否亦在犯这种错误呢？
我不认为法国艺术家在中国学习书法能最终超越二王，或者米芾，这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认为日本艺术家的所谓丑书，是一种关于东方书法的现代性进步，也是一种误读。
因此，我更不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家，能够脱离民族情感与想象力，而在某种“异者性”语言的表达上，最终超越西方艺术家的表达。这亦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胡思乱想。
但这种胡思乱想，如今依旧在中国大行其道：痴迷于对似是而非的异者性表述，最终只不过是对自我的精神异化而已——既脱离个体情感，也脱离共同体情感。因而它们既不是艺术（感性的），也毫无美学价值可能（感性的理性化）。
是以为记。
（法籍旅景艺术家：KA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