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砚的发展史及大量的出土物証说明，我们的祖先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用石研器来磨颜料了，那时的研磨器应视为最早的砚台雏形。我们应当公証客观的去看待中国砚的发展，不能简单的唯年代説，应该看到我们祖先各年代从材料上选用的革新和改良，选优汰劣。器形由单纯的实用形，发展至后来的实用与观赏相结合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充分的体现了砚台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的特定文具创造理念。人们从感性认识到实踐，在实踐中又再提升到理性认识的一个过程。他们从千万个石种中杜选出了四大名砚：端、歙、洮、澄。而这一过程是以石的质去衡定，因为砚台是用来研墨，选的石种质地的好坏是由砚台是否下墨快、发墨好、不伤毫、所盛墨汁不易干涸等条件去比较的。在砚形的演变过程中，由原来的研磨与装盛墨计的单一设计，发展到与观赏相结合。
砚台发展到明清己是在实用与观赏的基础,加上是否带有优质石品，设计是否得体，池雕技巧是否冼练，寓意是否具文化内涵等来衡量价值了，这时的砚台真正才是古砚发展史的高端。如今有收藏者提出砚唯宋唐论，个人认为唐宋时期的砚只是砚台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而“砚必宋唐”这句话的由来，出自明代陈继儒所著《妮古录》书中的一段话:“乙末三月十一日，得《法书通释》、《翰林要诀》抄本于武塘市肆。因念梅道人戢身撮土，市腥相匝，反不若此书袭余芸蕙中，为洗尘以庆其遭。文人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故镜须秦汉，砚必宋唐。”本来陈老先生此言是为幸遇并收藏到《法书通释》和《翰林要诀》两书而出感言，也可说是一种信口的比喻。在相关确切的众籍资料中，此语不能作鉴古和学术的依据，在今天提出来作为砚藏学中的指南和依据,是欠妥的。
唐代开始大量应用石类材料做砚台，人们慢慢在众多石类中杜选更适合研墨濡笔，储墨性能好的石料，也伴继着砚形不断的改进，使之实用与观赏相结合；随之唐宋许多文人如李贺、刘禹錫、皮日休、陆龟蒙、米芾、苏轼，……等出藉论砚，明清代有米万钟、屈大均、陈恭尹、朱彝尊、钮銹、金农、黄任、刘墉、纪昀、阮元、吴兰修等，无数文人论砚出著，而且文人直接参与了砚台的设计制作，促使了砚台向实用观赏多功能化发展.所以明清砚台无论在石的质量，实用观赏及砚形砚式都超过了历代.我们可以从西清砚谱以及馆藏物件中看到大量实物佐证.今天的收藏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假如：有两方都是唐代的箕形砚，一方是端溪砚坑石质，而另一方是其它杂坑石质砚，那么应当首选端溪砚坑石质砚收藏；再比方说如果在没有铭文,形制皆精的情况下一方是宋代的宋坑抄手，另一方是清代的老坑或坑仔，就应选后者。原因只有一个，材质好，才是好。任何古玩物件都得根据其材质，做工，年代，铭文等各方面参考衡量价值。
有人提及如今收藏砚台不知方向路子，不知收新砚或古砚，更不知收何石种砚台的才好。砚台的收藏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为砚痴为砚狂的人古今皆有，砚台之所以有如此魅力，就是砚台本身所包涵的文化内涵，其中不乏历史的、人文的、内在的、外在的，只有精品才能进入收藏的行列。所以不管新砚古砚最好在名砚之列；新砚要材质好，工艺好；古砚则要真古，珍稀，材质好；好东西买回来对着它是高兴和愉悦，会增值；如不好的东西买回来就是教训。所以我们今天玩古玩新藏，不必因某古人说过的一句话，就盲目的遵循去做，应好好的思量一下是否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推敲。
收藏中不管新砚或古砚，应该以质优为先。
砚为文房实用器，例如质好的端砚，在研磨使用中感觉尤如热盘煮蜡,悠悠然相依相吸，墨发如漆，不伤毫，不涸墨。手感润泽，如抚婴肤。它的硬度在三度左右，与墨相差不大，加之砚的基色灰蓝带紫，与黑色相亲，在研墨的过程中也磨去自身石质，其粉糯的融状物体能迅速与墨相溶混，使墨色更光亮，在书写中能迅速充填宣纸的细小隙凹微孔，令墨迹流暢。在端石老坑岩优质石砚与其它砚石的使用对比中，其它砚石是不能比及的。古人也基于其使用优势而冠它为首。所以不必以某个“始用年代的砚形”作为收藏蓝本和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