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中国流派印发展的繁荣阶段，受当时俗文化的影响，晚明印坛也伴随着种种“趋俗”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对“古”这一审美理念的误解，以奇怪为古，致使印章有怪俗之弊；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当时木刻印谱的影响，木刻印谱很难体现古印精髓，多板滞，也导致了晚明印坛的板俗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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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晚明印坛趋俗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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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慕奇好异』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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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社会市民阶层兴起，商品经济也迅速发展，追求时尚、厌常斗奇之风大盛。卜正民曾对此做出这样的评价：“明朝晚期再也没有比多变的时尚舞台更为多彩的让人观赏竞争的场所了。”[13]在“人情厌常喜怪”“喜新而尚异”方面，文人的表现则更为突出。

  

嘉靖、万历年间，士人喜好女装，“色衣”风靡天下，时人谓之“服妖”；甚者“衣纸衣”“冠纸冠”“身披采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如此种种，直接反映了晚明士人求奇求变、好尚新奇的心态。

  

李渔在《闲情偶寄·凡例七则》中反复强调：“所言八事，无一事不新；所著万言，无一言稍故者。”[14]李渔这种求新求变的思想在晚明极具代表性，所言之事，务必新奇，所著之言，亦是不可循旧。恰如汤显祖所言，文章之妙，不在亦步亦趋，而在“怪怪奇奇”；又言“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而文人更是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来博取社会之名利地位，可见，“奇”之审美理念已然成为晚明文人作文、做事的审美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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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篆刻虽在宋元就已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文人自篆自刻风气的兴盛却是在晚明，而篆刻一艺及印人地位提升亦是在晚明。

  

袁宏道在谈“时尚”时说道：“古今好尚不同，今薄技小器皆得著名……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15]袁氏此处虽没有直接谈及刻印，但在徐巨源给朋友的信中，谈及晚明风气时却将其与其他艺术放到了一起加以讨论，盛赞他们的成就。

  

在时下谈及晚明印章兴盛成因时，大都将其归因于石章的应用。石章的广泛应用自是印章艺术兴盛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却也忽略掉了一点，即石章的发现并非在晚明，元王冕就已经使用花乳石治印，而在所谓文彭发现石章之前，明朝宫廷所用闲章就有以石为料者，甚至文彭所制“琴罢倚松玩鹤”一印亦是石章，而此印据考证亦是刻于其发现灯光冻石以前。如此种种不难发现，石章的广泛应用自是印章艺术繁荣的原因，但又是什么原因促使石章能够如此广泛地应用到印章之中，似乎并不仅仅是文彭的发现这么简单。

  

其中，晚明文人“厌常喜新，慕奇好异”之风应对石章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风气之下，古印当中的剥蚀残破，以及古时奇文怪字自然也成为文人猎奇的目标，最终由于过于求奇求怪而导致了印章的怪俗之风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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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晚明印坛『复古』理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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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艺术不同，印章艺术在其兴盛之初，就一直以“复古”为理念。明张立平《怀古堂印稿叙》曾这样描写到：

  

世日流而今矣，独彝文盘象及金石图章犹爱古。盖今则俗，古则雅，人贵雅贱俗，故图章非古不贵。[16]

  

虽如此，但在“厌常喜新，慕奇好异”的风尚之下，“古”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赵孟頫提倡刻印须古雅，而摒弃“新奇相矜”，吾衍亦是提出刻印应宗秦汉，明甘旸也以“古朴典雅”作为印章审美的重要标准，可知，在他们的审美当中“质朴”“典雅”才是印章“古”的内涵。将“奇”纳入到印章审美始自沈野，沈野《印谈》开篇就谈道：

  

印章兴废，绝类于诗。秦以前无论矣，盖莫盛于汉、晋。汉、晋之印，古拙飞动，奇正相生。[17]

  

在沈野看来，“奇”已然成为汉晋印章的一大特点，这种以“奇”释“古”的观念在印坛影响极大，进而使得印人为了求奇而走向怪异。徐上达在《印法参同》中曾言：“不奇则庸，奇则不庸……然不极怪，必不能探奇。”[18]在徐氏看来，“奇”“怪”俨然已经成为摆脱平庸的重要手段。

  

对此现象，朱简在《印章要论》中曾有评论：“今人不怪不谓之奇，不忸怩不谓之委曲，不做作不谓之古拙，学无渊源耳。”[19]万寿祺在《印说》也对此言道：

  

或曰：近世刻印多不喜平，流为香泥粪土杂成菩萨，秽洁各半，了无生气；而好奇者正似钟馗嫁妹，狐鬼送装，见者怖走。[20]

  

“古”的内涵在好异尚奇之风的影响下，已经由“质朴”“典雅”而向“新奇”“怪异”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印人将精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求奇求怪之上，甚至将病态视为“奇怪”的表现方式，认为“病则奇，奇则至，至则传”“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21]以此思想推之，古印所表现出的残损剥蚀自是印章之病，而正因此病，才导致古印之怪、之奇，这种由岁月导致的“怪”“奇”也自然成为印章“古”的外在表现，成为晚明印人蓄意模仿的对象，也最终导致以“质朴”“典雅”为内涵的“古意”沦为奇异与怪诞，也使得晚明印坛“怪俗”之气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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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晚明木刻印谱的刊行、印人师法单一等也都是晚明印坛趋俗的原因所在，限于篇幅，此不赘述。朱简《印经》在评判各朝代印章时曾对明印一言而盖之曰：“大过寸余，而文或盘屈，或奇诡者，定是明印。”[22]。王猷定在《印章续古序》中评当时印坛风气时也说：“近世多纤诡之习。”[23]

  

朱简以“奇诡”、王猷定以“纤诡”评定明印，可谓是对“尚奇”之风影响下的明代印坛一个极好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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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卜正民著，方骏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第二五一页。

[14]（清）李渔，《闲情偶寄》，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十页。

[15]（明）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三袁随笔》，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六〇页。

[16]（明）张立平，《怀古堂印稿叙》，见黄惇《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八三页。

[17]（明）沈野，《印谈》，见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六十二页。

[18]（明）徐上达， 《印法参同》， 见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五页。

[19]（明）朱简，《印章要论》，见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四三页。

[20]（明）万寿祺，《印说》，见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五四页。

[21]（明）张大复，《病》，见《梅花草堂笔谈·卷三》，收录于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十五种》，一九三五年，第六十三、六十四页。

[22]（明）朱简，《印经》，见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四〇页。

[23]（清）王猷定，《四照堂文集·卷一》，影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五辑第二十七册，北京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六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