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派”玄学与“问题社会学”

――回答灿灿

吴味

    针对我的两篇文章《“盲流”――朱其批评》和《策展也需要“超越之思”――回答游客的质疑》，灿灿发帖进行了评论（见《艺术国际网》“吴味的艺术空间”的同名文章后）。其评论涉及了当代艺术的观念与方法论的某些问题，值得回复。

灿灿：在我看来，艺术理论研究的走势必然是科学，这也是客观分析问题的必然前提，但科学对于艺术创作来言是矛盾的，艺术家创作的主观意识是非科学，即使艺术家的诉求希望是科学的叙述态度，但往往无法逃脱其片面的情绪化，那么这种片面的情绪化也可以按你评价高铭潞的方法成为一种“玄学”，高将这种玄学归纳于美学的范畴则是合理的，而完全排除带有玄学色彩的美学思维的话，艺术本体就必然不复存在，在今天众多学科交叉的时代，如若非要拿自己的弱处去比较其它门类的长处，则必然使之走向另外一种玄学，即成为博物馆里的物质文化遗产。而当代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门类还有价值的地方则在于它与哲学、文学存在边界，玄学也作为其固有特点之一。我并不认同，当代艺术的多元学科转向和本体的单一性质，北京的六环是叫北京六环，但它实质上已在天津地界了……例如先锋文学、先锋政治就从未提出过要往当代艺术这一领域转向。作为弱势的个体，当代艺术可以拓展学科，但这种拓展的前提必然遵守作为艺术存在的创作方法论。

吴味：认为科学就没有感性完全是对科学的误解。科学研究过程从来就没有完全排除“感性”（包括你的所谓“情绪化”），艺术创作过程也从来没有完全排除“理性”，观念艺术更是以理性为它的思维的主要特征。“感性”不是我所说的玄学，玄学是一种神秘、虚无、玄远的学问，可用于指称这类神秘、虚无、玄远的现象，但感性不是这类现象，不能说是玄学。高名璐的“意派”理论把艺术搞成了神秘、虚无、玄远的东西（什么“天人合一”、“道”、 “禅”、“庄周梦蝶”、“恍兮惚兮其中有像，惚兮恍兮其中有物”……），高名璐的“意派”不是有关感性、理性的美学，所以我批评它是玄学。

“问题主义”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不是完全排斥感性（包括灵感），而是要使感性在理性的导引下成为倾向性的感性，即理性的感性或感性的理性，而不是胡思乱想的感性，最终表现为理性的升华，从而使人性超越之思——“观念”成为可能，这成了当代艺术的主要思维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观念艺术（问题主义艺术或当代艺术）的方法论是“科学”的，这确实是和现代艺术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不同的。

当当代艺术深入到人的意义的层面后，当建立“艺术就是有意义的生活”命题以后，当代艺术与哲学、文学等以及生活的边界将不复存在。艺术的本体论是不是“单一性质”，这不好说，关键看艺术史是如何拓展本体的。到现在人类艺术不就出现了三种本体论——再现、抽象和观念吗？每一种都有相应的观念与方法论。从艺术史来说，艺术本体论也不是单一的，从观念艺术方式来说，其学科根本方法论（我理解为针对问题的综合社会科学研究）恐怕想多也不容易多得起来，当然在学科根本方法论下的具体创作方法论每个艺术家可能不同。

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实际上是指艺术在当代要建立一种新维度——社会学维度，以解决人在当代面临的新意义问题，这个新意义是针对公共领域而言是，所以才说是社会学维度（当然是新社会学）。政治学的艺术转向——建立美学维度同样是存在的。这实际上是学科之间的交叉现象，大交叉可能就改变了学科根本方法论，这一点也不奇怪。当然艺术和自然科学学科还有些不同，毕竟艺术是与人的意义直接相关的事业，只要是有利于人的意义的拓展，方法论是无所谓的，它总是会处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必然遵守的（本来的）艺术方法论”，更何况是“创作方法论”呢？

在艺术方式根本转型的时候，艺术本质主义的表现是最活跃的。

灿灿：只有极少数艺术家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控制情绪，但不排除这样的存在，例如意义大讨论之后，真正利用语言学来创作的只有邱志杰等少数几个人，那么如果“意派”展览的艺术家真正能将“意派”的玄学观念作为科学方式的表达的话，那么高提出的“意派”就不再是简单的作为一种无依据的玄学思维了，我在上面的文字中想表述的并非是反对政治学转向，反对学科交叉，反对你的问题主义，而是警惕形而上的理论思维对艺术家创作的过分要求。

吴味：确实，将玄学的观念和方法论作为作品的素材而加以科学的运用，表达一种批判性的观念艺术创作方法是可能的，这时作品的观念与方法论并不是玄学而是科学，也就是我所说的观念艺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因为玄学在作品中是被运用的语言素材，而不是作品的根本观念与方法论。所以，如果“意派”展览的艺术家真正能将“意派”的玄学观念纳入作品的科学表达方式的话，那么“意派”就不是“意派”，而是我的“问题主义”了。但意派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派”艺术家不是把意派观念和方法论作为作品的语言素材，而是很“理性”（科学）地将其作为作品的根本观念和方法论本身，所以才是“意派”，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不可能很理性，不然就不是“意派”了。高名璐恐怕也不会希望“意派”艺术家将他的“意派”观念和方法论只是作为作品的语言素材的。因此，对一种新概念的内涵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界定，不然，概念的运用会是十分混乱的，理论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

“警惕形而上的理论思维对艺术家创作的过分要求”是必要的。这里面需要注意：

1、理论思维不是艺术作品创作的思维方式（方法论），理论思维是针对某种艺术（观念、方法论、语言学等）普遍规律的理性思考，任何艺术都有相应的理论思维，某种艺术理论思维有助于对这种艺术的根本思维方式（方法论）的了解和建立，但对另外的艺术的根本思维方式（方法论）的了解和建立的直接作用不大，比如现代主义艺术的理论思维训练，不会直接有助于当代艺术（观念艺术）的思维方式的建立。

2、所以，一般来说理论思维不是限制艺术家的创作，而是有利于艺术家的创作，创造性的理论思维可以极大促进艺术家的创作思维的突破，只有封闭式的理论思维（如教条思维）才会限制艺术家的创作，理论与实践就是这样的关系。

3、你的担心实际上是担心艺术家创作的理性思维（不能混同理论思维）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但对于观念艺术来说，基于感性的强大理性思维是必须的，不然具有理性穿透力的观念如何产生？当然，过分强调创作中理性思维，会使作品缺乏感性的力量，但“问题社会学”方法论强调的是基于感性的强大理性，或者说是感性的理性，不会导致观念的枯燥、干瘪。我在《科学不是艺术的死对头――再谈当代艺术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及其超越性》有详述（见《艺术国际网》“吴味的艺术空间”的同名文章）。

4、对于当代艺术的“观念”来说，今天艺术家的问题不是理性思维和理论思维太强了，而是太弱了，看看他们的言论——“艺术就是感觉”、“艺术就是想象”、“艺术就是游戏”、“艺术就是乱搞”、“艺术就是表达内心”、“后感性”、“潜意识”……就像一群还没有长大的儿童，更没有多少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连当代艺术批评界都没有建构出几个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概念，我们有的只是几个表面的艺术口号，还谈什么理论思维太过呢？

2009年8月下旬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