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乙先生呼吁"知識份子藝術家"，對此吾甚同感。在中國歷代以來"知識份子藝術家"太少了，少的甚至舉不出例子。特別是具有公共意識的"知識份子藝術家"更少。

    以近代來說，具有公共意識的"知識份子"如梁思成、黃萬里等，由於反對施政者對科學、文化的無知或為滿足其政績的規劃工程而遭到打壓。

作為一個具有公共意識的"知識份子"不但在其專業上要有深厚的研究(不然提不出反對的理據)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顆憂國憂民的正直品格良心。

    梁思成先生堅決主張保護北京古建築和城牆，建議在西郊建新北京，保護舊北京城，不在舊城建高層建築，但這些建議沒有被採納。如果他的所有建議都被採納，北京古城會成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築博物館，北京城的發展也可以避免現在的極度集中與擁擠。他所考察發現的許多古建築，現在都成為當地引為自豪的文化古跡。現在北京的市況如何，大家也清楚，不用在此多說。

   黃萬里主張從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歷史和特性出發，全面、整體地把握江河的運動態勢；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把因勢利導作為治河策略的指導思想。1955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動工。同月，中國水利部召集學者和水利工程師70多人就已開工的黃河三門峽水利規劃方案進行討論。在當時流傳「聖人出，黃河清」的言論下，黃萬里是唯一反對建造三門峽水庫的與會者，並與其他專家在會上進行了七天的辯論。現在黃河三門峽大壩的利弊已有目共睹。黃萬里先生也堅決反對修建三峽工程，但其建議也一直沒被執政者採納。道理很簡單，工程如果成功，則為個別領導人和科學家的政績功勞，如果失敗，則無人要為這錯誤決策承擔責任。

    同樣，一個具有社會責任的"知識份子藝術家"一定不會為執政者所喜，從天乙先生剛作出這呼吁即招來體制內之人的攻擊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