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批评组织没有意义，而是没有触及这个领域公共关注的“神经”与痛觉罢了。硬挺着的批评家年会，在我看来更像当代艺术界一个充满争议的“产品”。其承载的公共属性和价值属性的信息都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公共属性危机方面，在于这个“产品”无法给目前价值混乱的艺术界起到根本性改善的作用，更无法给“人心思变”的艺术界提供启发性的思维和观点，尤其是同步扫描到艺术家群体处于集体性“煎熬”的现状;价值属性危机方面，则这个“产品”在讨论“方力钧”入国家画院方面上并没有能力真正的展开，失去了辨识这个现象问题所被覆盖的严重价值观倾斜问题——号称收集了55篇论文、总字数44万字，集合了学术委员达到43位的批评家年会对一个具体有代表性的现象的深入讨论，我觉得是对艺术界集体情感最起码的不尊重，显示了本届“产品”架构和定位上如此不清晰。只有对于这些发生的重要艺术现场，产生共识性的批评，才能让这个“产品”接地气起来，而不是只是成为集体邀约到西安旅游的“产品”。我的观点是，批评应该触底反弹，不应该走向平庸，整个系统界面和结构越是混乱的时候，越需要批评的环境以及拥有批评的能力。

　　没有黏合力的批评家年会，也只不过是一个看上去拥有“僵尸粉”的大号，每年都需要其他人来批评和促进。有必要提的是，西安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挤走一个独立批评者岳路平，却迎来了一大批江湖义气和体制味道浓重的批评家集群，甚至他们从意识上根本忽略了还应该去关注自己的批评同行岳路平的命运。此前批评家年会邀请了我两次，都没有参与，我的顾忌是，没有新架构和新关系生成的老结构，如何融合新的观点与彼此关注“触点”的不同。当然还不包括新晋获得第二届523当代艺术思想论坛批评奖的朱其认为的“论资排辈，说场面话的‘体制外的新体制’现象”。

　　我的分析是，批评家年会的“产品”属性，更重要的是在一起创造性的沟通，产生判断的信息流，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信息强加给对方，才能真正互相激发，才能吸引用户参与互动。这一届算在一起已经马不停蹄的举办了七年，本来是一个令人期待创新的“产品”，但是这种“产品”，仍然没有接地气和找到牵引艺术界力量的办法，与它的关联的用户——艺术各个层面的人，以及主体对象——艺术家群体产生不了互动的关系，因此年会的造血功能一年比一年衰落，散发不出新的信息，让艺术界在价值方向塑造方向失去了一个“准心”。总之，艺术界的同仁们并没有运营好这个重要的“产品”平台，甚至没有找到“驾驭”这个“产品”的好方法，无法真正的发酵出批评前沿动态、批评的力量以及展示积极向上的可发展的方向。至少现在看，批评家年会是一个“闹心”的产品——才会出现贾方舟的突发性“发嗲”，“我决定放弃我的女性主义观点，因为我连做人的权力都保障不了，如何谈女性主义”，难道这就是批评家年会所要追求的“高潮”样式?我的意见是，这就是典型的把个人信息强加给这个公共的“产品”，而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建设性的信息。

　　批评家年会的“产品”逻辑，我觉得极为混乱，既没有把有限的讨论时间集中在某些点上，可是又要维持这么多人发言，突出不了年会的讨论焦点，在内容信息扩散方面完全是批评家个体的信息输出，而不是碰撞产生的协同效应，典型当然的是，最为市场化批评家代表之一的鲁虹当然借势推广自己的“再水墨”。而同样都为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王林忙着去质疑中国馆的策展人王春辰的价值观在哪里?这让批评家年会再添“喜感”。批评家年会就在这种既要制造这种错乱的讨论艺术问题的表现力，又要维持高端、大气、上档次以及团结的话语场，自然成为了艺术界最“无趣”的“产品”及其“产品”形态。

　　批评家年会的干货在哪里?我试图在寻找这样：它并没有输出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困局原因，也没有深刻的展开分析一个展览和一件事件，具体关注到一个人的命运走向，甚至没有能力推出某种共识的表达，因此这种年会成了某种圈子化利益的背书。这个“产品”所关联到的强信息和弱信息都无法区分，因此产生的互动效果注定是糟糕的。

　　批评家年会成不了艺术现场动态的一环，也就输不出一年一届年会批评年会的重点与指向。这个“产品”品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寄托艺术界的信任和精神价值开拓方向。就像本届主持陈孝信，已经可以上学了，就是这种“小学级”的产品，却不能常开常新，真正为失衡的艺术界输出新的能量和辨识前方的方向，实在是一种资源浪费。这样一种聚焦性的产品，年会需要有互联网的精神来做。让观念和信息都能够流通起来，但是无论在网络上，这些信息的传播都非常有限，最强的一条也只是贾方舟那条怨妇似的“女性主义”标签引发网络的转发。这些都是这个“产品”的缺陷，需要重新设计和定义。

　　批评家在和谁说话?老栗宁愿去参加广州一位艺术家的展览，也不愿意参加这种群体性的聚会，我想这个“产品”的设计上一定有缺陷的。批评家年会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当代艺术价值形态上创新的对话和某种判断价值观信息的输出平台。但是，如果批评家的立场站不住脚，这些批评家还能称其“批评家”，和中国美协的体制又有何区别?这个“产品”的门槛在哪里，质量又如何保证?如果有地沟油和雾霾批评家混入其中，这个“产品”又如何保证它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问题是批评家年会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话语游戏，失去了一个不断创新的架构和内容承载方式，那么批评家年会这个“产品”价值属性只是一场讨论，而不是贡献批评的智力和这个群体对接的生态关系。批评家年会应该给这个领域创造价值信息以及延伸的影响力，还应该包括关注的层面：艺术多样性的趋势、艺术区发展的动态与生态关系、艺术行业的服务与体验、艺术圈的社交娱乐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这些都可以纳入到这个“产品”真正接地气的内容创造与服务系统里，而不是用一个僵尸的框架和体系，失去了批评的时代意义与创新性。

　　批评家年会却正在成为江湖体制化的一种标准，“没国企的命，得了国企的病”，就像国企开会一样，不痛不痒无法激荡出它的影响力和效能出来，而批评与艺术家群体的关系又存在着巨大创造性的空间，这种空间正在变成“黑洞”，或许是这种“产品”的破坏力导向了艺术生态场的价值观混乱，可能真的要严肃对待和分析这个“产品”毒性的时候了。

声明：本文为雅昌艺术网独家专栏，转载时请注明来源出处“雅昌艺术网专栏”！否则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