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的书学史虽然在时序上与古代书学相衔接，但由于晚清民国时期整个学术文化生态的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书法观念的嬗变，因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种种现象和颇堪回味的时代特质。迄今为止，我们对近现代书学在西方学术理念和学科建制影响下的早期发展了解得并不透彻，对近现代书学作为一种渗透到当代的“新传统”如何规约当下的书学也还需做进一步深入观照。2014年新近出版的祝帅《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正是一部旨在对书法学术史的现代化进程加以分析和反思的专着。该着从研究专题的选取，到写作体例和结构的设定，再到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评析等，均体现出其以问题为导向的史着意识和纵横开阔的学术视域，作为书学史领域的一项特色鲜明的当代成果，理当受到书学界的充分重视。

　　一、敏锐精核的问题提取

　　祝帅该着对书法学术史的研究，当与近二十年来“学术史”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兴起有关。北京大学出版社自上世纪90年代末出版《学术史丛书》22种，陈平原为作《总序》称：“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学术史的写作可以有不同类型、体例，比如文献史的体例、人物史的体例和专题史的体例等。该着作者明确采用第三种，即以问题为导向的“专题史”。他强调：“书法学术史”不应等同于事无巨细的“书法文献长编”。此着的撰写避免了大量史料的铺陈罗列，也不追求教科书式的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而是以一个个既互有关联、又可独立成篇的专题探讨来谋篇。全书共十章，比如第一章“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作为现代书法学术史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的书法活动、北大学者对书法的情感和认知”，第三至第六章是针对书法研究的三大块面（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依次梳理和检验，第九章为“海外汉学中的书法研究”，另如第七章论篆刻研究、第八章论书法篆刻家的古文字学视野等，看似分散和跳跃，但是总体而言，有一个核心问题统领和贯穿其中，即现代书学的转型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关系。

　　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西学东渐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议题。以往的书学研究中，虽然已有论者对此有所涉猎或做出专门的论述，比如孙洵《民国书法篆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绪论”中述及“‘西学东渐’的效应”；曹建等着《20世纪书法观念与书风嬗变》（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中设有“西方文艺思潮与20世纪书法美学”、“20世纪文字改革与书法观念”等章节，亦是此类相关视角的切入；笔者在《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也曾对此期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与西方科学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做出一定的分析。但是，如此集中、专门地从这一角度对现代书学的转型做出细致考察和深入分析的，当以祝帅此着为第一部。

　　祝帅的问题意识，不仅体现于从近现代书学史中提取这一极具价值的核心问题和由此延伸的相关重要专题，还在于对当代及未来的书学发展自觉提出倡导性、建设性的意见，这集中反映在第十章“当代书法研究：有待展开的前沿议题”。在这一章中，他对近三十年来书法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反思，提出新时期的“书法社会学”研究和“中国当代书法史”研究应有的框架及学术视域，“日常书写”研究的多种范式和方法等等。

　　二、纵横开阔的学术视野

　　该着中诸多研究专题的选取，依托于作者纵横开阔的学术视野。祝帅治学广涉设计学、广告学、新闻学、文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因此当他将目光聚焦于书学时，相比于一般的书学研究者或书家，更能从宏观的学科发展层面，给出一个相对客观、理性的判断和定位。他充分认识到：“书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少在今天还没有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承认和广泛接纳，如果一味强调它自身的特殊性，没有与整个学术界形成积极的对话，那么它就有可能一直处于学术格局的边缘地位，无法成为一门受人尊重的学科。各个学科虽然在研究对象、学科内核、学科基础等方面互有差异，但在方法论层面多有可供借鉴和沟通之处，并且同样应给予自身的学术史以充分的地位。

　　以中国文学为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以来，一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学史研究者反思旧有的文学观念、写作策略和理论构架，试图以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和叙述方式，发掘和拓展思维空间，逐步构建起新的文学史图景。其中如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1993）、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1995）、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2000）、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999）、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2002）、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2005）等，均是围绕现当代文学史展开学科反思的代表性着作。而祝帅对这些着述都曾有所关注，再加之博士生阶段求学于北京大学的这段经历，使他对以上学者更增添一份亲近感。陈平原至迟在八十年代末就已明确提出“理论思维的贫乏与理论框架的单调，是文学史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应该“破除那种‘全面’、‘稳妥’的教科书心态，根据自己的理论设计，长驱直入，变平面的罗列为纵深的开掘”，在近年出版的着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1）、《假如没有“文学史”……》（2011）中，他继续追问“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和发展空间，就“专家的文学史、教科书的文学史和普及的文学史”这三类文学史写作表明自己的倾向态度。“专家的文学史”写作，显然更应注重对某些文学史问题和现象的深入探究，展现独特的学术视角。由此再返观祝帅的选择，恐怕就不难理解他对专题史写作的情有独钟。

　　2013年出版的《中国广告学术史论》，是祝帅的另一部学术史着作，也是中国广告学领域中第一部寻绎百年中国广告学术流变的专着。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在写作思路、理论视角以及史料的筛选标准等方面，与《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有着诸多相通之处。以广告学的学科发展和地位而言，它与书法学同样因定位模糊而颇受学界的冷落，因此也亟待展开学科反思，加强自身的学科体系建设和学术成果积累，与其他较成熟学科保持及时有效的对话，从“历史”与“理论”的双重维度推进中国广告研究。不论是广告学或书法学，作为20世纪以来的新兴学科，都有必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来理解其“学术史”，这要求研究者以史家的眼光，对史料尤其是早期萌兴阶段的相关文献资料做出溯源式的梳理，并提取那些具有学术范式意义的前瞻性的着述，给予准确的价值判断，祝帅在这一前一后、紧随而至的两部着作中传递出本质相似的学术诉求。

　　在《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中，一些具体的个案分析也时时透露出作者的横向视野和贯通理解的能力。比如沈从文在1937年、1948年曾发表两篇同题名文章——《谈写字》，对书坛时弊加以批评，主张“写字致用”，认为在书法评价缺乏价值标准、全社会书法审美水平与日俱下的情况下，应让“写字”在普通人的日常书写、装饰应用等方面回归到“点线悦目”的本性，而非抬高门槛，一味追求专业化。祝帅在搜集和梳理民国史料时，对此有充分的注意，并指出：沈从文的书法批评，可与其在文学、工艺美术等各个领域中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理念相联系，是延续了他对于“常”和“变”的思考，以及对于世俗化的时刻警惕。

　　祝帅对问题的提取和研究，一方面得益于横向的多学科比较，另一方面依赖于纵向的本学科学术史的梳理。作者自述，治学受到早期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注重宏观、整体历史的研究，并将其放置于与其他学科对比的参照系之内，以期呈现出“整体史学”的特点。该着在结构上并不以通史的方式呈现，但仍需纵贯的历史视野，才能提炼出有价值的书学史专题，进而对其内在的生成脉络加以把握。第三章着重构建的“‘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学术谱系”，指向的是中国书法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这一颇为重要、也是笔者尤其关注的内容。作者通过检索钩沉、筛选辨析，以一部部早期中国书法史研究着述为重要节点，为我们勾勒出其发生、发展的线索和过程。除了沙孟海的《近三百年的书学》、祝嘉的《书学史》、胡小石的《中国书法史绪论》之外，更补充了诸多几被历史尘封和遗忘的资料，对王岑伯《书学史》（1919）、孙以悌《书法小史》（1934）、王治心《中国书法史述略》（1935）在中国书法史学史上的位置和价值一一作出评析。再包括第一章中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作的“引西学入中国书论”、以进化论建构书法史叙述的分析，指出康有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史”学科建设或写作以“书法史”命名的专着，但在书法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学术范式之功，从而为书法史学科的萌生做出发生学意义上的一种解释。

　　祝帅的书学史研究，一端链接着书学领域的具体个案考察，另一端链接着20世纪中国学术史问题的整体思考。

　　三、博约结合的史料论析

　　该着在史料的发掘、筛选方面，颇见用心之处。作者特别着意于挖掘以往研究中未受充分重视的民国期刊文献，将一些通常不被认为是理论形态的“思想史”的内容纳入进来，将早期有关书法和写字的讨论以及一些自发的评论做出整理，以助揭明书法理论研究、书法批评从模糊、混杂到日益自觉、系统的现代化进程。虽然从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一门学科都大体要经过这样的阶段，即从零散知识状态到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再到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辨即明、不言自喻，特别是当它还处于早期阶段，往往与其他多门学科知识内容共存相融，因此在史料的收集和辨析上，需要研究者有极好的把握能力，既能广开视域，又要去芜存精。

　　祝帅对史料的选用范围并不局限于书家或书法界内部，特别是对五四学人的书法观念、心态的考量，堪称特色鲜明。他认为，书法研究在20世纪前半叶尤其是“五四”时期学术史上的地位，仅从沙孟海、祝嘉的论着中加以追溯和认知是不够的，并且书法界内部的努力也并没有带动起此阶段大规模的书法研究与学科建设，反而是思想界、学术界的前辈学者以其远见和睿智为此奠定重要的基础前提。因此，书中专辟一章，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书法”与“北大”，以蔡元培、钱玄同、沈尹默的书法活动与书法思想为关注重点，深入细节。比如将1917年12月成立的“北大书法研究会”与同时期的北大其他诸研究会相比较发现，实际上“书法研究会”在当时和日后都非常寂寥，流传下来的资料也付诸阙如，这与蔡元培借鉴自西方的艺术门类划分观念和美育框架有关，书法在其中并不占据中心位置，但尽管如此，蔡元培对于书法的有限的论述仍具有积极意义。再如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的书法情结，接受西学训练的邓以蛰的本土情怀，以及更早的康有为与章太炎的碑帖观等等，构成一幅趋于立体的图景，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书法的生存语境。

　　“西学东渐与书学转型”，如此重要而宏大的选题，入口须小，开掘才深，评析方有可能透辟。第九章论“海外汉学视角中的中国书法史研究”，祝帅独独选取“《兰亭》研究”为切入点；第四章论“书法史写作的‘西学东渐’与‘范式转型’”，同样紧扣“‘二王’叙述”和“兰亭论辨”。其中他对清末民初以来的“崇王”观念的评析，可谓醒人耳目：20世纪诸多的书法史着以“通史”为基本框架，但仍为“二王”或“王羲之”单辟章节，与其他“朝代书法”相并列，清末碑学运动的影响远未形成对帖学的颠覆甚至真正的动摇，而宗白华、李泽厚、刘纲纪等美学家在“魏晋风度”、“艺术自觉”与“二王书法”之间建立起的联系，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观念，新一轮的“崇王”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书法史的叙述框架之中生成，并借现代学术与教育制度得以广泛传播。

　　总的说来，祝帅这部专着，从“西学东渐”这一专门的视角，分析中国书学现代转型的契机和动因，梳理转型的进程和脉络，以其敏锐精核的问题提取和博约结合的史料论析，为我们继续观照书学发展史提供了诸多启示。并且，祝帅致力于对学术史、学科发展史的探寻，这本身已经毫无疑问地凸显了他多年一贯的学术追求、继往开来的学术抱负。他的一系列学术史研究和艺术评论，针对历史和当下，互为参证和生发，呈现出日益清晰的自我学术面目，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对他报以更大的期待。

徐清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原载天津美术学院学报《北方美术》，2015年第7期）

作者：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