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学者断言：除了科学，一切学问都是玄学。因为它们不能被度量、计量，不能提供精确的试验值，也不能拿白老鼠做实验，于是，充满了两可、混淆和自相矛盾，不由得跌入思维和语言的游戏。

　　在人文科学中，不少人有着同样的困惑，就是任何一个结论的对面都存在另一个结论，在大是大非面前，两者之间往往表现为过度的相对性和灵活性，人们难于触及绝对的真。正是这种困惑，使我在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常常不能树立鲜明的观点，几乎滑向相对主义的虚无之境。比如我凭借直觉或长期形成的经验知识，推断中国画与音乐之间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但在这一论点的对面，或者说反面，肯定存在一个否定的论点，令人沮丧的是这个否定的论点也具有某种程度的说服力，我所能做的就是秉承自己的信念去建立比之更强大的说服力，而接下来的难点是方法。按理说，艺术问题最终都将归结为哲学问题，但经典哲学总是注重大而统之的普遍性问题，注重事物的意义，并且过多地信靠先验的方法。它对事物事实层面上的形式分析显得无能为力，而这恰恰是科学的长处。作为纯粹科学方法的数学，是许多问题的终结者，尤其是形式问题，更需最终导向数学解决。也许，我们应该先用统计方法，从艺术现象中提取数值将其量化，并设置公式，投入模糊运算，以某种程度地指导创作活动。

　　我在论文中数度提及数学和数学模型，旨在试图用钢性和确定性姿态去支撑向来混沌不明的艺术问题及其艺术哲学问题，这似乎是一种极端手段，因为艺术的科学化解说终究不能阐明艺术的许多特异性问题。

　　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去注意：其一，尽管科学方法是可以作为理性部分进驻艺术生产领域，但只能以合适的不超过艺术要求的比例对之进行有限干预，否则，艺术创造的理性主义和机械论倾向必将枙制艺术的本质活力，即精神自由和人性的释放。其二，问题的最终解决，一定是整体的综合解决，我谈同构，必先从结构入手，而这两者都是方法论，没有排他性，它们都倾向于把一切研究整合起来，在互反性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上作出结论。我本人虽不具备，但十分珍视广博的知识准备，结构注意大师皮亚杰同时精通心理学、数学、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和哲学，这样的知识面才造就了他的理论成功。其三，几乎所有理论，都表现为其自身的建构——解构——重构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是理论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重建的双重化过程，而且，解构的水平往往决定重构的水平。我的这篇论文虽已尘埃初定，但至多够得上是阶段性或草创性成果，而且无疑，这个题目是向所有同仁开放的。既使将来有好事者继续集合起绘画、音乐、文学、建筑、舞蹈、书法等艺术门类及更大范围的跨学科综合，从而建立起更完善更宏大的同构关系图景，且幸成体系规模，届时，它仍然是可惜的，和可增删更改的。鉴于此，我会泰然站在这浅陋的第一台级上，去领受所有的指正和质疑。

　　另外，有一点颇令我费解，即在人类思想无孔不入、学术体系包罗万有的今天，我仅以近乎掷 子般的随机方式选出的论域，即绘画与音乐的关系空间，居然是一个无人区，尽管其间不乏三言两语的感言，也偶能捕到几篇千把字的小块文章，但对这样一个丰饶的空间来说，实在少的蹊跷。当然，我的搜索肯定是粗略的，不够全面的，但已足可以领略此地的荒芜了。人们一般不太会去计较草书和二胡曲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太枝节化，缺乏代表性。但绘画和音乐则不同。它们各自代表着视觉和听觉;空间和时间;静态和动态等重大的对偶序列的一方，所以这样的疏漏即是重大的疏漏。每想到此，我总是几分沮丧和疑惑，并夹带着些许的莫名的兴奋，但且不知是个中的哪一种情绪拨动了我的写作方向，抑或是两者皆有吧。

　　以上所述，是我在论文形成过程中，与之同步生长起来的一些观点。它已不是火花式的掠来，而是沉吟有日的思想条款。值得珍视的是，我的这一揽子想法及其通篇论文，都是在与吴山明和任道斌二位导师的互相交换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他们是我疾走时的重心，有时还是我的学术良心，我在此深表谢忱和敬意。我还要特别感谢院方和家人对我的支持，还有那些向我提供了良好咨询的朋友们……

　　-------出自2004年 论文《论中国画与音乐的同构系统》——南山博文丛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作者：尉晓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