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发生学的维度而言，艺术是人类用以抚慰不平现实和无尽欲望的手段，但同时又在这种抚慰的“效果历史”中成为人类进化的标志。唯其如是，它就涌动着一股内驱力，要使自己从纯粹的手段上升为自在的目的。艺术的双重性——外向的社会性和内向的学术性，也便因此而产生。相比之下，西方人更多地致力于对社会性和学术性的二元化把握。正如他们的科学与上帝、理性与信仰被分别对待一样，一方面行使其“为人生而艺术”的对公共事物的干预权，另一方面又不乏“为艺术而艺术”的对形而上世界的兴趣。而中国人，则更多地追求着整合辩证的境界，彼岸与此岸、形上与形下，往往“体用不二”。即使有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特例，也大抵在“苟全”、“独善”、“自娱”等等消极的意义上成立，并不表现为对艺术本体规律的渴求和献身精神。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差异，在现代化潮流的涤荡下，正以现世功利主义的隐性动力，催化着整体上日益趋同而个体上各行其是的自由度。大众生活艺术化所引起的艺术向大众生活回归现象，从现存艺术的存在基础上动摇了纯艺术的信念。由画廊、拍卖行、经纪人、赞助人、美术馆、博物馆、文物商店以及金融、出版、法律、税务、保险等机构的并协运作所形成的现代艺术市场，又以吞吐大千的能量，冲击着传统人格中安贫乐道的构成部分。艺术这个人类文化的骄子，经过艰巨漫长的摆脱实用羁绊的奋斗之后，正面临着新的抉择。

　　诚然，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推进现代化转型的同时，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健全有序的艺术市场机制。它有赖于我们摒弃传统中已经失去生命力的东西，改变那种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只停留在情绪化层次上的非理性态度，使艺术社会化进程真正达到现代的水平，从而为艺术的发展提供当下和长远的生存保障。但与此同时，假如不能给“为艺术而艺术”者留下一席之地，我们就会失去另一种相对独立、相对冷静、相对超脱的思考，失去超越于即时性、实用性、道德性之上的对终极追求的内驱力，就会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转型进程中牺牲文化自身的深层冲动。事实上，无论中外艺术史，都可以找到“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这两条或隐或现、或分或合的发展线索。虽然作为历史的记载和定位，会因不同的选择原则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从广义的精神指向来看，它们的差异无非在于一个顺应潮流，一个超越潮流，用相辅相成的方式，就各自的立场肯定了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的延续性。孔子不弃“狂”、“狷”，是呼喊“中行”的明智举措。只有让对立的两极组建成必要的张力结构，才能造就充满绿色、激发创造的活力资源。在艺术自律的信念和形而上的精神日趋衰微，民族文化本身的未来利益又往往屈从于更急迫的现实需求的今天，尤其需要提倡这种两极分治的策略。

　　1993

作者：卢甫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