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的大写意花鸟绘画艺术，从青藤、八大到吴昌硕、齐白石，在几个世纪的兴衰变革中，把文人画传统的意笔花鸟，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特别是从1 9世纪进入2 0世纪中国画坛的吴昌硕、齐白石，这两位历经封建社会的解体、内忧外患频仍的民族灾难，又长期生活于民间的艺术大师，其跨世纪、跨时代的特殊生活经历、艺术经历，促使他们在传统绘画的继承、变革、发展中，顽强突破衰颓、保守、陈陈相因的精神桎梏，以其各具特色的艺术语言，创造出既有他们那个时代特点，又有新的美学精神，以及鲜明艺术个性的光辉作品，从而把传统的大写意花鸟艺术，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艺术高峰。
　　在吴昌硕、齐白石之后，传统的大写意花鸟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数以千计的意笔花鸟画家中，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吴昌硕鼓励、指导的潘天寿，以及在白石老人门下时即受到特别器重的李苦禅，为我国传统的大写意花鸟画艺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之生存发展繁荣，穷其毕生之精力，鞠躬尽瘁的耕耘播种和开拓创造等等，作出了不尽相同、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画坛，迎来了艺术的春天。包括大写意花鸟在内的中国画艺术，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其中，在民族绘画传统基础上，或“古为今用”、“以古为新”，或结合生活而开拓、提炼，或吸取民间或借鉴海外作变革、发展等等；之外，在西方绘画传统基础上，或结合民族绘画传统“洋为中用”，或以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对中国画之原有形式或内容，拟予以“改建”或“重构”，以“走向世界”等等。从而，客观的形成了，在民族绘画传统基础上，“以中为主”的“中西结合”的变革、发展，以及在西方绘画传统基础上“以西为主”的“西中结合”的两大不同艺术潮流。或是在此基础上，各种“兼而有之”的不同组合。这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特殊背景下，逐步形成之艺术现状，也是本世纪末至新的世纪—2 1世纪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我国传统绘画艺术在继承、变革和开拓、发展方面的基本态势。
　　崔子范及其大写意花鸟画艺术，可以说是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同时，甚至是同步崛起的。应当说，在老一辈的传统画家之中，他是最具有变革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意笔花鸟画大家。回顾历史，尽管其3 0年代中期，即受到吴昌硕金石画派传人的艺术启蒙；5 0年代初又受到白石老人的鼓励、指教；在其筹建中国画院（后改为北京画院）之后，和我国许多老一代著名画家，又有着长期的艺术交往和交流等等。但是，在其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之后，崔子范及其大写意花鸟画艺术，在当代中国画坛的真正崛起，当始于1 9 7 7年北京举办的迎春画展，其《枯木逢春》和《松柏长青》两件有深沉意蕴的作品面世之后，而一鸣惊人。1 9 8 2年，在北海“画舫斋”举办的“崔子范个展”，在首都美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其充满变革精神和创新意识之成功作品的热情赞扬，以及对其不遵从某种传统法度而标新立异的尖锐批评等等……在当年已沉寂太久了的中国画坛所引起的轰动，似阵阵劲风吹动了一江春水……1 9 8 6年，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个展，在当时艺术思潮非常活跃的情况下，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不仅受到老一代著名画家、理论家们的衷心赞誉：“为大写意花鸟画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李可染语）等等；同时，也受到许多中、青年画家—从坚守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到主张对传统实行“大手术”的变革，直至力主“改建”或“重构”者等等，—从各不相同的艺术视点出发的共同肯定和喜爱，这的确是始料不及和难能可贵的。崔子范以其既有传统之美学精神、艺术功力，又有很强的现代感和时代风貌，以及鲜明艺术个性的大写意花鸟画艺术的精彩作品，所点燃的传统绘画通过变革探索是可以旧貌换新颜的希望之火，引发了艺术观念各不相同之老、中、青三代画家们的深刻思考；同时，在西方现代艺术冲击面前，以其亲切而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生前一直默默无闻的黄秋园、陈子庄一起，不无巧合的从各不相同的艺术角度，证明民族绘画艺术优秀传统有着极其顽强的几乎是无限的艺术生命力，无声的回答了当年中国画坛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同时，也说明了由文化殖民主义所播下的民族虚无和种族自卑，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种种生涩“理论”或“立论”之“洋泾浜”式的说教，和“穷途末路”论者的悲凉心态，都无助于传统绘画艺术之时代精神和现代风貌的探索和崛起。
　　作为老一辈画家，崔子范非常重视传统，但是从不囿于传统，对古今中外民族民间绘画艺术，有过广泛的研究和有选择的吸取，但是又绝不拘于已有之成法；重视文人画传统笔墨精妙的艺术语言，但对既往之艺术程式并没作简单的袭用，而是在其精炼、纯化和强化基础上创造性的运用，在其充分表现“立意”的“章法”、构图方面，立足于民族绘画艺术疏
　　密虚实开合等形式法则基础上，敢于借鉴西方绘画形式中某些具有抽象手法的平面构成、色块对比或装饰效应等等。从而走出一条把民族和民间，传统与现代，古典同西洋，高雅及通俗等各不相同之艺术范畴的优长，“以我为主”、“以中为主”，在利于弘扬民族绘画之优秀传统基础上，“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变革、创新的成功之路，取得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意笔花鸟画坛历史性的新成就。严守传统法度者，或许有“太现代“之憾；惟西方之“现代”或“前卫”艺术是从者，也可能因其“太传统”而有不同微词，但是，从“五四”前后中国画艺术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大写意花鸟画之成就经验来看，在民族绘画优秀传统基础上，吸收外来优长的辩证发展，和不要传统或不去变革的各种情况相比较，这些不一定是崔子范的缺憾，或许正是不与人同之处的优长。
　　笔者于195 6年崔子范筹建中国画院同年春，也奉调参与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改为北京艺术学院）的筹建。当年中国画院许多老一代的著名画家，多是我们美术系的兼职教师。从50年代中、后期至8 0年代初期，为当时的中国画艺术之继承发展，为安排有关老画家的工作和生活，为培养中青年一代和繁荣首都美术创作等，作为本单位的负责人，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作过长期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其近几年作出的，将其毕生收藏之明清及近现代各大家之书画珍品，及其历年创作之精品，先后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和青岛市家乡人民之大事，重托给笔者代表其办理有关事宜等前后几年中，进一步加深了笔者对这位老画家精神世界的了解和尊重……。笔者近年来受作者和出版社委托主编之《崔子范精品集》画册，以及《崔子范艺术研究》论文集，有关文章作者，多是从五六十年代就生活工作在北京的专家、教授或著名花鸟画家、人物画家、油画家，以及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论研究、教学、典藏、出版社的编审、研究员，和各主要美术机构的负责人，或者是多次专访之后而成文的有关专业人员。所有文章均不作增删，按原文刊发。其中见仁见智之处，不仅对崔子范及其绘画艺术，而且对于新世纪到来前后之现代中国意笔花鸟画的发展，都是很有裨益的。是为序！

董玉龙
1994年7月大暑于北京

作者：董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