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建成的作品和各种花里胡哨的艺术“神话”无缘，所以他可以悠闲地在自己的“形象城堡”中欣赏当下不断破裂的“神话”，艺术以全知全能叙事进行精神赎救的愿望，今日差不多成了史学家考古的对象，“梦醒了”作为文化退场的理论借口，把几代人的精神假面游刃有余地剥落下来，离心、调侃、零散、断裂、荒谬、无聊……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说明当代艺术的症状那？作品背后，我们常可以听见吞吃灵魂的吱吱嘎嘎的怪声，以及拆解意义得手后的智利快乐。创造力的普遍枯萎正暗示着生命的价值已被有效地降到了零度。在颓败的风景之中，浮起胡建成那颗倔犟的头，但他所能选择的，似乎也只能是一种个人化的抵抗姿态了，尽管这一姿态今日看起来不那么入时。 　　对艺术家而言，话语权即生存权，没有独特话语方式的艺术家或许连个手艺人也算不上。关键在于找到个人化的话语方式。这种寻找的焦虑，始终和胡建成相伴相随，纠纠缠缠，无始无终，迫使他永无止境的追寻。“寻找”一旦注入个人生活的潜层，便成为灵魂中致死不解的情结，它悄然无息的潜行于不可捉摸的游踪或溅起生命的漫天血雨，浇灌一次绚烂的话语之花；或断入生命的裂隙，被带入心如止水的万劫不复。“寻找”始一种生命的勾引，一种上苍为个人命运设计的阴谋——在胡建成看来，“勾引”是生命站在躯壳之外的孤独的关切的低语，“阴谋”是炼狱般历险的挑战和刺激。 　　作为一个艺术家，有什么理由拒绝它们呢？在寻找之途，胡建成的手找到了他的话语所应有的品质：诗化生命的本性，理性空间，象征性叙事结构以及唯美和超唯美语言方式。它甚至还包写了一个超级狂想，重构主体。 　　　　　　　　　　　　　　　　　　　二 　　诗化是生命的一种修辞方式，是灵魂赎救后的自我喜悦，它对美保持神经质般的敏感，它的栖息之处，本能地散发出浪漫气息。胡建成对诗化生命的渴望源自他对现实生命的焦虑：利益、情欲、无方向的忙碌，无理想的操作，不再追问本质，彻底放逐理想……。日常生活的盈盈笑意之下是灵魂的悬置，是世俗威慑之手所抹出的苦旧色彩。胡建成清晰意识到，生命存在的本质方式，是他和理想之间那条隐匿不出的精神纽带。他不得不转向对生命的诘问，企盼着生命诗化的那个令人惊悚的瞬间。 　　最早表现出画家诗化生命特征的作品是1986年的《梦》，普通的、日常的、模特儿姿态被充分幻化而脱离日常情境，甚至连姿态的创意也成为诗意诠释的痕迹。在她面前，任何情欲的目光都会被反弹为自我亵渎。这幅组作品所赢得的声誉，使画家觉得，苍凉的世界和利益的社会尚有些诗情未曾有消解。 　　1993年，胡建成开始试图以生命的整体关注中分延出不同的关注点，他尤其注意生命过程中敏感阶段性的性成长特征，以画家的角度看，这不同点上包孕着的机体内在的冲动，恰是生命价值的实在性、此在性，对它们的诗化表现，会提纯出生命的普遍价值。《初潮》使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少女初潮时的躁动与不安在画面中转化为宁静，红色布单的炙热是一个成熟的预言。同时，画面也潜伏着危急的象征（鳄鱼所代表的男性）。但这一切都在诗化的处理中被驯服，变得温顺、祥和。画家成功地把生命性本能发生途中的一个关节点的生理内容，诗意地升华为对生命本身的关注，使表面的成年礼仪仪式在若不经意中有了生命的结实内容。 　　在接下来的《折射》中，胡建成直接运用了“插入式”的幻化空间，来放大画面的诗化功能。这种插入形式，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戏拟效果，幻景中的女人体和实景中的男人体同样饱满有力，以男性般的力量去戏拟男性力量，不仅产生了超常的反讽，而且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拆解和置换——女性幻景中的力量反更具真实感。可以说，胡建成在男/女二项对立模式的古老主题中，读出了女性权力的渴望，但他把渴望以戏拟的方式表现出来，便使古老的二项对立被诗意地消解了。“折射”成为生命整体不可分割的哲理言说，也是它的诗化之境。1995年的《温暖的阳光》可以说是上述方式的一个反动，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反戏拟。男人体之上集中了女性的优美——它再次带来了戏拟的和善幽默，以诗化的笑声让我们尽情地触碰了一次生命底层的欢愉。 　　胡建成诗化式的生命关注，从未超出现实人生领域，画面上的男男女女，尽管都具备“诗化性格”，而显出非现实的静默与超然，但均和现实境遇问题相联系，有着“境遇”的痕迹，这自然形成了释读的多重本文。因此，诗化生命并不是将生命的此在性异向宗教的永恒性，否定此在，皈依彼岸。而是为生命的感性生活寻找更为合理的存在方式及理性价值。 　　　　　　　　　　　　　　　　　　　　三 　　诗化并未使胡建成的作品洋溢出过多的感性气息，它径直导引出了理性空间。理性在这里并未超出生命意识的范畴，它仅仅在被指认为生命之流下的生存逻辑时才真正有效。因此，它在画面上有着双重意义：“在生命的价值取向上，它成功阻止了“返祖”现象——向传统、古典生活情趣和方式的回归，而着重于当下生存问题的思考；在画面语言处理上，它有力地以个人化的逻辑组织一个超验的理性空间，看似平常的景物或不起眼的摆设与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都有着一种超验品格。理性空间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的优异之处在于，它派出了主题以外的繁琐的因素，减弱情感方面的复杂繁颐，使对生命价值层面的思考，必然地在语言逻辑的推论中呈现出来。由于这种呈现以某种主体凸现的方式得以完成，所以在画面上，我们可以聆听到主体意识复活的清晰可辩之音，那是一种挣脱了死亡之后的不可遇制的嘶鸣，一种被延搁的出场权力再获得后的欢欣。 　　或许，我们可以说，诗化性格正是主体重建之后的新型性格，它被理性地分布于所有的形象和空间中，处处在机敏地暗示着主体深思熟虑的痕迹，以及焦灼的表达欲望。《牧人》中戏剧化的情节和古老的象征性动作，《初潮》中女人体与象征物的结构关系，《折射》的戏拟性主题以及《温暖的阳光》的反戏拟主题，无不显示出主体对生命诗化过程的价值判断。这方面的代表作应首推《临界点取景——自画像》。画家为自己选择生命坐标的个人动作，被理性空间组织为一种主体姿态，指认为生命诗化的公共性符号。 　　　　　　　　　　　　　　　　　　　　四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建成作品中隐含着双重的赎救愿望：以诗化生命的方式建立起对无方向性生命状态的批判态度；同时，对艺术自身的异化趋向进行反省。因此，画家所采用的是象征性叙事，才会真正产生出赎救的功能。面对着颓败的文化情景，许多艺术家选择了“寓言”的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按本雅明的说法，在“寓言”艺术中，“历史看来并非永恒者之逐渐实现，而是一种必然衰败的过程”，它可被看作“世界衰危时期”的艺术标志，只是一个无所指的能指群，一种无终结的精神漂流状态，因此，它不再企求赎救。胡建成的艺术是拒绝“寓言”的，虽然那其中拆解，调侃的魔幻情景是那样地诱人。他漫长而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的象征世界中，在企盼赎救中进行着无休止的求索。 　　象征性叙事结构把诗化生命的意识在语言上加以逻辑化，使其从含糊朦胧状中挣脱出来，赋予象征物以明确的意义。它在画面上预设好象征物的语言秩序，使其在特殊际遇中被确认。1991年至1993年，胡建成的作品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拟人化”象征期，所有的自然景物均进入象征性叙事而被人格化，它们被明显地纳构于一种等级秩序中，顺理成章地成为明确的表意符号。《月是故乡明》不再是传统怀旧思乡心态的写照，而是灵魂挣脱世俗世界，寻求漂泊之地的生存企求。在《人在明处》一画中，偌大的光斑不知来由地突然降临，使“船”面临着不可预料遭际的困窘，暗示着当代人在现实境遇中的失措与茫然。 　　　　　　　　　　　　　　　　　　　　五 　　语言的唯美性和超唯美性使胡建成艺术语言不同时期的两种品质。八十年代中期，民俗生活中极尽生命灿烂的色彩及浸泡着乐观生活态度的形象使画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这成为他语言唯美色彩的基本来源。因此，唯美性在胡建成的艺术中，不仅仅使一种语言品质，而且，从一开始，它就成为画家生命意识表现的修辞性方式，是生命从颓败生活情景逃离的自由通道，是生命诗化的语言姿态，是主体扑朔迷离游踪的一个美好的归宿。在视觉官能满足的愉悦之后，人们将沉潜于生命的窃窃私语中——那是这个世界所剩下的唯一真实的声音。 　　具体地说，唯美性在语言上主要表现为：1）：形和空间的单纯化。形和空间始终处于由三维向二维过渡的途中，处于“压扁”状态，这一状态成功排除了自然的繁琐因素，使形和空间都具有一定的装饰意味；2）线的匀净性。据绝了空气透视的含糊其辞，使形象和空间的每个部分都得以理性化的确认；3）色彩主观化。画面上不再有我们视觉上已经习以为常的色彩关系，色彩构成完全丧失了自然属性，它成为唯美性语言逻辑的主观产物。 从《临界点取景》到《折射》，胡建成开始实施他的超唯美战略。超唯美不是对唯美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延伸。这是被生命诗化形式多样性欲望所激起的语言变革，也是画家自己人生面临境遇挑战时的一种回应姿态。这个时期，空间完全从二维和三维的纠缠中摆脱出来，它不再受制于现实指定的那些条条框框，也懒得去听它们的唠唠叨叨，摆脱的成功使画面空间呈现出畅言无忌的快乐，一种从入不迫的营造自由。抽象空间的补充，幻化空间的插入——如看过这不是一场空间自身的魔幻游戏，那只能是空间遭逢突然变故后的欢乐形式，一场巴赫金意义上的“空间狂欢节”。与此同时，构形意识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匀净明的“压扁”式造型被厚重笨滞的团块状式造型所替代。凸起膨胀的外形象一个精心敲打的铜皮罩子，结实而闪烁这金属光彩。主体意识在经过“拟人化”诗化阶段后，骤然以这种变革的方式再现，真让人猝不及防，目不暇接，它或许提供了这样一种暗示：对画家所遭受的种种语言煎熬，它将会兑现它的价值允诺——尽管在时下看起来，这不免过于神奇，远远超出了普通的想象领域。 　　　　　　　　　　　　　　　　　　　六 　　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出胡建成艺术的几个阶段，以便我们对上述种种有一个大致的脉络： 1）：1984年－1989年，可以看作是：“唯美象征”阶段。外在的唯美品质逐渐升华为诗化生命的自有象征。这一段作品包括《草原上的人们》、《梦》、《牧人》、《土地——蓝色的和谐、黄色的和谐》等。 2）：1990年－1993年，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拟人化”象征期，生命诗化方式以物的“拟人”性格和象征关系展开，从而形成独特而自由的静谧之境，《远方》、《人在明处》、《对未来的记忆》、《月是故乡明》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3）：1993年－1995年，是“超唯美象征”期。主体在语言变革中寻找到诗化生命的更自由的方式，他以辞来提示出自己的赎救欲望。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临界点取景——自画像》、《折射》等。 　　有了这份动人的“履历”，胡建成似乎不必再企求什么！ 1995年5月28日

作者：张晓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