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怀山水，萧然忘羁”，外观自然而内视自身，魏晋人终得山水之美。自此，中国山水画绵延千年，高峰迭起。北宋画院画家郭熙曾言“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在于“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从“形”到“神”，中国山水画的意味细想来皆来源于心生之境。古有文人墨客画山水或隐世或畅神或超逸或入禅，今有侯立远融异域山川之实境与无边风月之心象大境，欲于山水尺幅间，营造一方净土，涵养纯净本我之身心。
　　中国的山水画，无外乎笔墨与意境。笔力老辣，在于日久锤炼；墨迹灵动，色彩精妙，在于心有温润贵气；而意境的深远与画格的高下，则取决与人生历练与胸次格局。实如清代绘画大师石涛所言：“夫画者从于心者。”侯立远胸襟气度宏大，本真性情侠义，不懈追求堂皇、正大之气，其所营造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使观者目见舒适光明之意象，心得堂皇正大之气韵。其画作《光明照十方》以明媚金光染恢弘群山，犹自光明朗照十方，既传承古人绘画的技巧，又蕴气而不散，以创新的明快氛围来适应今时的审美元素。
　　所谓“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借自然地域特质来传递生命与精神，是侯立远对自然的一种认知和观照。“搜尽奇峰打草稿”，注重写生是画家磨砺和完善画功的必经之径。侯立远闲游于川藏众山间，常闭关于山林间，与群山相看数十日两不厌，养浩然之大气。又因其生长于江南，性情中自有温润一面，故所画山水雄奇时不失内敛韵味，空灵时又有浑然大气，做到了地域、自然、心象之间的辩证统一。
　　苏轼曾评价王维的诗画艺术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众多文人画家无限向往和追求的境界。侯立远颇认同文学乃中国绘画的根本之一，诗画本一律，而又能互相涵养。诗意是画趣之所在，画境与诗境互为补充，这样的画作内蕴丰富。故此侯立远作画之余亦醉心诗文，作画之前会花很长时间琢磨画的诗境，力求每张画都有诗的元素，或以诗文入题款。如其纸本水墨《富乐堂听雨》题款诗曰：“秋雨敲竹音，声声愁煞人。无风叶自落，一落一惊心。”而画中屋外落雨惊竹，屋内人惊心之情境用笔洗练，与题款诗境浑然一体，意味深长，耐人寻思。
　　而侯立远“风月同天”山水画展，着眼于水墨、青绿与金碧。水韵墨章乃是中国山水画长期以来的主流，文人精神尽在笔墨。一抹湿润的浓点淡痕，是文人墨客心之所寄，是谪官游子眷恋所托，与中国山水诗相得益彰。水墨画历来重意尚韵，其承载了南宋以来的一线文脉，是传统文人生活状态的展现。而侯立远以其骨为崖岸，其血为泉脉，其气为云烟，幻化成空灵寂然、素朴沉静的纸笔水墨，尽显其“空亭茶语”的心境。青绿山水自唐以后实为中国绘画的大宗，两宋时已达高峰，后逐渐式微。自诞生以来青绿多见于庙堂，具华贵绚烂、堂皇之象，富丽高雅。侯立远绘青绿不似时下彩墨或色粉画，而是自有章法，把写意用笔的灵活用于青绿中，追求气韵生动。其敷色力求不板不呆，用笔力求不滑不滞，格调力求华美而不失清雅，不唯贵气而流俗，救其刻板装饰之敝，还其真山实水之象。驻目其间者，不免于万壑千山中，见自然之大观而襟怀为之廓落。金碧山水比青绿多泥金一色，泥金多用于钩染山廓﹑石纹﹑坡脚﹑沙嘴﹑彩霞以及宫室楼阁等建筑物，历代真正留存下来的作品为数不多。侯立远常年游走于青藏高原，每每见到雪山夕照、祥云五彩、天高地迥、苍莽无垠、金光普照的奇观异象，都会心生拜服之感。故侯立远绘金碧尤有凛然正气，加上其借鉴漆器、唐卡的制作方法来画金碧，又融入水墨画的气韵和意境，着实别具一格，使雄奇山川祥和生焉。
　　寄情于山水间，绘事于侯立远，已不在于一笔一划之巧妙，不在于一山一水之佳构，而在于每个时期自我心灵之写照。侯立远关照自然，关照身心，具象一山一水时，化古法，融当代，无派系地域之分别，无中西美学之束缚，随心性之所至，得天地之灵气，诚如其诗所言：“画眼诗心天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