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机缘巧合，1893年的一天，画家皮埃尔-博纳尔走在巴黎的一条街上，看到一位年轻娇小的女子走下一辆电车。这位女子也许五英尺高，身材瘦削纤弱，举手投足好像一只紧张的，震颤着翅翼的小鸟。见面后她告诉博纳尔，她年方十六，名字叫玛特-德-梅里尼。他尾随她一直到她上班的地方，发现她的工作是给葬礼花圈缝上人造珍珠。很多年后，他才得知她的真实姓名是玛丽亚-布尔森。初次相遇时，她的真实年龄也不是十六岁，而是要大上差不多十岁。
 博纳尔的传记作家提莫西-海门说，在他们相遇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玛特成为“他生活和创作中的决定性人物”。她的日益严重的神经质，她的愤世嫉俗，她的嫉妒心和多愁善感，如此种种凑在一起，决定了两人的生活孤寂而饱受限制。而那样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博纳尔作为艺术家的道路，使他的艺术想象同时具有狂喜与内省的精神。当然，没有一种艺术，尤其是像博纳尔那样的伟大艺术，可以归因或取决于仅仅一种因素。正如历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所言，伟大的作品都是层次丰富的。对于博纳尔来说，这些层次包括来自埃德加-德加、安托万-华托以及古希腊雕塑的影响。玛特，或者说是博纳尔与玛特维持的这一段关系，则是一个催化剂。博纳尔不太可能是在那个早晨特意去寻找一个人生伴侣，一个他将会无休无止的去描绘的缪斯，但有可能在他之前还未有一个艺术家把自己艺术的中心那么彻底而疯狂地放在一个人身上。那谁知道呢？也许第一眼看到马特，博纳尔不自觉、几乎是本能地感受到了一些东西。至于和这样一个难相处的人差不多与世隔绝的度过余生，则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无论如何，他自认，两人邂逅不久，他成熟的画风才真正诞生，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个有分量的艺术家了。那天，如果他走在另一条街上，或者她下电车时他的目光投向另一个地方，或者他没有跟着她，而是转身进了一家咖啡馆或去会朋友，又或者他只是停下来系鞋带，他也许会遇上另一个女人，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

你可以说博纳尔和马特相遇的结果是一件碰巧的杰作。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很多朋友和旁观者看来，他们的关系压抑自闭，时有缺憾，然而博纳尔却以这样的关系为素材，创造出新颖、深刻而美好的艺术。充分深刻的体验生活是人基本的渴望之一，也是艺术的必需，博纳尔选择了与玛特的遁世隐居，可是通过创作，他对生活的体验却更加充分、深刻，期间所展示的意志的力量本身就极富创造性与启示性。博纳尔曾说：“吸引我更多的不是艺术本身，而是艺术家的生活和它对我意味的一切。我很早就喜欢上绘画和素描，但还不是不可抗拒的激请。我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的，是逃避生活的单调。”外界看似单调的东西于博纳尔则正好相反。他们的小屋、花园、早餐室、餐厅放桌上的一盆熟透的水果、窗外的风景、沐浴中的玛特，这些家居生活场景在他手下成为奔放似火的图画。由此他将他们与世无争的生活升华为洋溢着不可抗拒的激情的艺术。
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博纳尔那样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以生活为素材，创造艺术，显然缺乏他具备的优势。但我想，从他身上，我们还是可以学到些东西，学到艺术如何改变人生。例如，我们能学到，一个心系艺术的人生本身就可能是一种艺术。
 有的人放弃了艺术创造的追求，有的人没有选择该走的道路，有的人与爱失之交臂，，，不过，谁也不想沦落为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描述的那位图卢兹的老公务员。这位垂老的公务员为了一份“温文尔雅的安逸”，将自己蜷缩成一团，筑起“一道谨小慎微的壁垒，挡住风、潮汐与星辰”。圣埃克苏佩里说，天长地久，“塑造你的黏土变干变硬，当初可能沉睡在你内心的音乐家、诗人、天文学家，就再也不会苏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