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遗址和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等地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不少带有 的刻画符号，对于这些刻画符号的含义，专家、学者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试图沿着语言文字学的方向对该符号的含义做出解释。

                                                    一、炎黄民族迁徙概述

兴起于清初期，鼎盛于清中期的扑学，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信不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朴学历经康、雍、 乾三朝至嘉庆年间，以训诂、金石、校刊、地理、考据、水文、地理、文字方言等方面的学说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学派林立。影响最大的是乾嘉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江苏金坛的段玉裁、山东曲阜的桂馥，分别著有《说文解字注》和《说文解字义证》。其中，《说文解字义证》全书400多万字，内容虽以文字考据为主，但所引用的资料几乎涵盖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古器物、古书籍有关文字的记载。该书由清中期文字学家、校刊学家、金石学家许瀚校刊，清同治年间仅刊行几十套，刻板即毁于战火，直到1987年才由山东图书馆重新刊行。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朴学逐渐走向沉寂，清末民初朴学再次兴起，并且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山东图书馆原馆长王献唐先生是其代表人物之一。王献唐（1896—1960），幼承家学，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即任山东图书馆馆长，执掌山图三十余年，与国内著名学者傅斯年、李济、黄炎培等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写下了近千万字的研究资料，以其厚重的国学根基，贯通中西，在前人朴学的基础上开创了全新的国学研究方法。                                                                                                                                 

《炎黄氏族文化考》是王献唐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以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制作、礼俗、起居、饮食、典章文物为载体，以不同民族所发母音为纽带，佐以大量诸如《山海经》、《水经注》、《诗经》、《易经》、《说文解字》等古书籍，以及古器物形制、铭文、刻符等等。从而对夏商周三代以前炎黄两大氏族起源、原住地、迁徙地、语言、文字、习俗、氏族崇拜等等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考据。进而对传说和后世文献涉及的诸如神农氏、伏羲氏、女娲、尧、舜、禹等等上古人物做了全面的梳理。

据王献唐先生考证，炎帝神农氏一族发迹于黄河流域、今陕西骊山一带，后逐渐向东迁徙到达山东曲阜一带，直至东部沿海；并沿黄河两岸向南、向北迁徙。上古游牧之民，逐水草而居，地大物博，迁徙靡常，无国界故无国名，唐、虞以前，称氏而已，族与族之间不须以兵戎相见。唐、虞时期，黄帝轩辕氏为争夺生存空间，与炎帝一族屡战于黄河流域。炎帝一族战败。疆域被黄帝一族占领。炎帝一族人民一部分留住原地，大部分或自愿或强制向东、西、南、北迁徙，而且越迁越远。在东者曰东夷；在北者曰貊狄；在南者曰苗蛮；在西者曰羌戎。但无论迁徙到何处，其制作、起居、饮食、习俗、语音都存其痕迹。尤其语言之发音都带有“夷吾”、“邾娄”等尾音。

本文所要论及带有刻划符号   的出土陶器、玉器遗址。一为山东莒县及周边地区；一为浙江余杭及周边地区。据王先生考证，山东莒县及周边地区唐、虞时期为东夷之土居，“莒”由“吕”变，“吕”即“夷”、即“邾”，是为炎帝神农氏之苗裔。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址有：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遗址。浙江余杭及周边地区也有东夷族居住。如江宁之娄湖，昆山之娄县，吴县之娄门都是“邾娄”之转音，氏族也是炎帝神农氏之苗裔。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址有：河姆渡、马家浜、菘泽、良渚、马桥、吴越文化遗址。

尽管上述两个文化区域有着各自的传承关系，但据王先生考证，前者应为土居东夷族，后者应为后迁之东夷族。孰是孰非，尽管学术界需要进一步探讨，但上述两个区域在文化上的相互融合关系已被大量出土文物所证实。

                    二、出土陶、玉器刻划符号

山东莒县及周边地区出土陶器刻画符号的遗址有凌阳河遗址、大朱家村遗址、杭头遗址，三处遗址为大汶口中晚期遗址，距今4800年左右。出土文物有带刻画符号大口灰陶尊、白陶双鋬鬶、灰陶牛角形号、砭石等，出土地点大部分为墓葬。其中，出土带刻画符号的大口尊20个。带有刻画符号 的三件，凌阳河出土二件，大朱家村出土一件。从出土文物的地点分布、器物功能、制造技术等方面的情况看，此时原始农业已较为发达，酿酒技术、针灸技术、军事技术已经发明和运用。贫富悬殊、阶级分化已明显出现。

与莒县凌阳河处于同一区域的日照市东海屿遗址、胶州市三里河遗址、日照市尧王城遗址、五莲县丹土遗址等龙山文化遗址，分别证实了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传承关系、冶铜技术的出现、城址的出现。按照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冶铜技术、城址的出现应伴随着原始文字出现。因此，凌阳河遗址大口陶尊刻画符号已经发现，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学者们分别从古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美术学等多个角度，跨学科对这些刻画符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普遍认为这些刻画符号除了具备原始氏族图腾、崇拜、祭祀等功能外，还具备原始文字的功能。如刻画符号 ，吉林大学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释为“旦”字，“是由日、云、山组成，早晨云气承托着太阳出在山上，形容早晨宛然如绘的 旦明景象。”

凌阳河出土的大口尊据专家推算年代距今4800年——5000年，与这一区域其他文化遗址出土的其他器物相互比对，可以证明这些器物应是当地土居原始氏族制作和使用的器物。参照其他资料和王献唐先生的考证，这一原始氏族应是炎帝神农氏苗裔，东夷族一个分支，古莒氏族。

浙江余杭及周边地区地区出土玉器刻画符号的遗址主要集中在良渚文化遗址，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女士在其《古玉新诠》一书中，整理的散布世界各地的出土和传世的带有刻画符号的十几件良渚玉器，基本由“瑞鸟”、“神坛”、“立柱”等构件，或单独、或组合而成。其中带有刻画符号 玉器两件，一件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玉璧  ，这件玉璧的刻画符号 位于神坛中间，与瑞鸟、太阳等组成一整体图案。另一件是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七节琮，刻画符号 位于玉琮竖槽内。（图十四为刻画符号的放大图，原尺寸为1、3厘米左右的菱形。）

良渚文化[1]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4000-5300年。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在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

                                                三、刻画符号之文化比较

比较一下这些陶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它不应是古人随意而为之的刻画，应是某个原始氏族的的族徽；也应是既有“音”也有“义”的原始文字。

有三点可以说明这些刻画符号不是随意而为之。一是这些刻画符号都刻于重要的器物上，这些器物在当时应是重要的神器或礼器，是用于祭祀或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器物；二是从刻画的重视程度看，无论是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还是玉器上的刻画符号，尽管单笔比较粗糙，但都是经过反复刻画才形成的图案；三是，多件、多地出现，莒县及周边地区出土有刻画符号 大口尊地点为三处，涉及本文论述的有凌阳河遗址两件，大朱家村一件。余杭及周边地区出土带有刻画符号 玉器两件，也为不同地点出土。

同样，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考证这些陶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具备同一氏族的同一文化渊源。首先，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王献唐先生从多个角度考证了东夷氏族的原住地、迁徙地，以及五帝时期炎帝神农氏一族为被皇帝一族战败，从黄河流域向四方迁徙，其中一支迁徙至浙江余杭地区的相关问题。次之，山东大部以及沿海地区、浙江太湖流域上古时代都为东夷族，已被大量出土文物、研究成果所证实，也被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再就是从这些刻画符号上的鸟图腾、神坛、太阳崇拜、刻画风格等等分析，在时、空跨度如此大的两大区域反复出现，也可以证明是出于同一氏族的、同一文化渊源。

大量研究资料表明，上古原始崇拜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天、神的崇拜；第二个层次是对氏族图腾的崇拜；第三个层次是对分支氏族的崇拜。相较于对天、神的崇拜和氏族图腾的崇拜，对本氏族尤其是一个氏族分支始祖的崇拜应处于较次的位置。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邓淑苹在研究十七节琮时发现，刻画于玉琮竖槽上的 等符号多磨蚀，而竖槽边缘完好，进而得出结论：“。。。。良渚先民将符号当做通神的密码，刻绘符号祭祀神祗之后，就将符号磨去，避免让他人偷窥到他与神祖对话的密码。”而出土于凌阳河的一件刻有 符号的大口尊，一侧中上部已刻有符号，而在另一侧的下底部、比较隐蔽处刻有 符号。 刻画符号为3厘米左右的菱形。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样一个既重要，而又刻于较为隐蔽位置的符号，应是一个氏族分支的标示符号，或者说是“族徽”。刻于隐蔽处的原因是对于本氏族分支的崇拜，相较于对天、神的崇拜和氏族图腾的崇拜处于较次的地位。

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特别是其后的龙山文化和浙江的良渚文化，从社会发展进程看有其共同的特点，即前面我们所叙述的：“原始农业已较为发达，酿酒技术、针灸技术、军事技术已经发明和运用。贫富悬殊、阶级分化已明显出现。”“冶铜技术、城址已经出现。”此时，原始文字也应该出现。

中国字为象形文字，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象形文字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形”，二是“声”，只有两者同时具备才能称其为真正的文字。所谓“形”是指自然界动植物和自然现象，以及人类、动物肢体器官等等；所谓“声“是人类、动物、自然界发出的声。如“羊”字，其形类似羊的两角，其声为羊的“咩咩”叫声。貉古读如忽，以貉奔跑时的“忽忽”形态造字，音义和狐狸的“狐”相同。《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有：“。。。。世间万汇，初本无名，因欲表示所指之事物，摹其形容、音声、颜色、体质、择一相似之音呼之，呼久成名，名成署字，邾娄之起，殆有如此。”

笔者曾实地考察过莒县出土大口尊的大汶口遗址，大朱家村遗址之“朱”字，古时“朱”、“邾”同音同字，大朱家村应是“邾娄”族之居住地之一；凌阳河遗址向南二公里有邾流村，“流”、“娄”同音，同样可以推断凌阳河周围也是邾娄族居住地之一。王献唐先生在其《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对“莒县”的考证有如下一段文字：“吕莒一字，莒亦娄也，什器园者曰莒，今呼为娄，钮初未变。莒之古音如卢，卢为食器，亦莒属也。今读莒音撮口，古读如卢、如娄，皆开口。<李季节云：齐桓公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撰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二00六年才得以出版。莒县第一次发现带刻画符号的大口尊是在一九五七年，可见先生以其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功底，在文物出土二十多年前就已考出：莒地上古年代属东夷、邾娄族之分支----古莒氏族。

综合以上诸多信息，笔者认为这些陶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 应为原始文字“莒”。其“形”为“卢”、“娄”、“莒”等发音时的“口形”，“音”为“卢”、“娄”、“莒”等的发音。

                                 四、结论

山东莒县及周边地区，唐、虞时期及以前土居氏族，属东夷、邾娄、莒氏一族，是炎帝神农氏的苗裔。浙江余杭地区的部分氏族，唐、虞时期及以前也有东夷、邾娄、莒氏一族居住，也属炎帝神农氏一族。两地氏族有着统一文化渊源，两地陶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 表达了同一种文化含义。两地氏族，虽相处两地，但文化上一直处于相互交融的状态。这一点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专家指出，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是一致的。

两地陶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是用于祭祀天、神，氏族图腾、崇拜的礼器。刻画符号 是一个氏族分支――东夷、邾娄、古莒氏族的标示符号，或者说是“族徽”，也是原始文字“莒”。

本文引用了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女士以及部分专家、学者的资料和照片，因无法联系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许先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