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微信圈看到某报刊发表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末日正在来临——西安2017当代艺术研讨会小记”一文，曾发一条简评：黄（河清）文用大量的闲话介绍过程，而于他的观点阐述过简，学理性大为欠缺，情绪的发泄不具有说服力。

对于尚在路上的中国当代艺术，没有人有绝对的发言权和论断权。黄河清先生的中国当代艺术末日论其实是伪命题。这令我想起李小山先生当年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说，不知黄先生是否有意识作此关联，但细读黄先生的文章，我还是在诸多方面不敢苟同。我愿意相信黄先生的用意是好的，是确认中国有当代艺术的。只是在他看来，中国的当代艺术既然是美国当代艺术的“剽窃者”，依据美国当代艺术“骗局说”，所以，中国的当代艺术其实是被骗的产物，当然就是“低仿品”，比照他所归纳的当代艺术的七个特征，中国当代艺术显然就是等而下之的东西，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逻辑性地“末日来临”了。但他并没有给出“末日论”的充分依据（只是简单地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进入萧条期，甚至寒冬，以及90后不再迷信当代艺术云云。本轮艺术市场的盘整原因极其复杂，而且也不仅仅只是当代艺术独受其害；至于九零后是否迷信当代艺术，黄先生没有提供证据说明，不知何出此言，这与事实是有巨大距离和偏差的），也没有给定末日的大限，更没有拿出更新或替代的方案，甚至没有任何的期待，只是武断地提出了道德批判和价值评估，他的“雅俗论”也只是他基于保守民族主义立场对中国艺术的品质取向。时代在变化，我们毕竟无法全面回归传统审美旨趣，也不能以任何方式一厢情愿地予以规定。

关于“骗术论”，说法由来已久了，不是黄先生的独创，在国内，更多的人只是把这个说法当成一个“谈资”，并没有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因为客观上在封闭了若干年后，中国艺术的发展面临瓶颈，我们的自生系统尚不强大，重新启动需要一个模板，一点启发。另外，“向西看”既是无奈也是五四运动以来养成的习惯，所以主观上我们主动地选择了美国艺术作为取径。强调一点，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仅仅取法美国，还有欧洲及其他地方。另外推荐一本书，美国人迈克尔·莱杰著的《重构抽象表现主义——20世纪40年代的主体性与绘画》，这本书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在战后确实利用抽象表现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武器，但抽象表现的形成与繁荣却源自上世纪40年代，和美国政府、中情局并无直接关系。我想，黄先生是以欧洲各国政府为了维护各自的文化立场、地位、权力、纯正性和保障文化产业利益的背景谈论这个问题的。“骗术论”早在欧洲更为流行，这个事不需要留法十年才会知道。

毫无疑问，如同其他事物一样，中国当代艺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就现象而言，黄河清列出的七个特征似乎都沾一点边，但却都只是局部，我们不应以局部现象涵盖整体状况，不能以具体问题否定一切，恰如不能因为丑陋的屁股否认孔雀的美丽，否则我们会钻进简单化的认知胡同。

衡之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我以为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艺术泛化和碎片化，要之，应该辩证地看待。它也许会泥沙俱下，但可贵处在于它激发了更多人的参与和创造，在过程中良莠不齐、高下悬殊都是正常现象，不必悲观，艺术有一个重要的“自汰律”和“延时现象”，可以再耐心一下。

中国吸纳型的文化特质，决定了我们学习和接受的方式。当代艺术从拿来、模仿、借鉴、转化到与本土的融合形成中国化的体验经验，继而形成中国样貌，再到与西方展开对话，进而打开全球视野，展开全息关注，然后努力探讨自我的表现方式，建构自己的语言和观念体系、理论系统及评价标准，最终形成话语优势，当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再则也要深刻体察到，中国当代艺术是从我们自己的问题出发的，最大的不同和可能性皆蕴于其中。

中国需要当代艺术，需要的是什么？我从社会学意义上认同某位理论家对当代艺术本质特征的总结，一是批判性，一是自由。批判对应的是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人性等宏观方面，艺术有义务起到警醒和校正的作用；自由对应的是生存生活状态、思维方式、人与人的关系，心灵抚慰等微观方面，艺术有义务发挥解放和协调的功效。

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体系，黄河清先生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与权力，但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必须为他的言论负责，一是要理性面对质疑，二是要注意可能带来的对于艺术的负面影响。近日，一篇题为“谁有救药，救救黄河清？”的文章对黄河清先生的言论进行了批评。我私以为，文章的根本在于黄河清先生认知的偏颇、语言的绝对和思想的极端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更令人们“恐惧”的是这种表达背后的精神倒退对当代艺术的阻断意图。

作者：吴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