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现实境遇，属于形而下的非艺术问题，可是如果不解决，艺术问题和形而上的思考只能悬置。批评家的现实境遇不佳，不在于批评家素质差，首先是批评家和艺术家的比例有问题。当代艺术圈从事创作的人，北京不下五千，各地累计人数不会低于北京。批评家有多少人呢?100名左右。双方人数的比例大约是1:100。它使得忙碌的批评家缺少阅读和思考的时间，写出的往往是应景文章。这类文章影响了批评、批评家、批评界的声誉，受损的声誉进而成为想投身批评的年轻人的障碍。

　　从事思想探索的批评家和从事创作的艺术家，在精神领域的前沿地带，没有高低之分，可是社会报酬不成比例。据知情人披露，艺术圈有一位成功人士，为了举办个展和参加联展，为了出版和推广，为了生活、创作、考察和赞助，2011年开支将近1200万元。相比之下，数以百计的知名艺术批评家，全年收入的总和远没有这么多。这里说的收入，是指依靠批评本身获得的报酬。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不是某个艺术家单枪匹马奋斗的结果，批评家是重要的参与者，可是现行的利益分配，同上一项对照，倒置的比例超过了1:100。

　　美术界对这种分配差异视而不见，明显影响了批评的质量和力度。反观历史，从事评论的人物，差不多都是贵族或官僚。比如自视甚高却也名副其实的张彦远，其家族五代当官，三代宰相，本人职位是从三品，年薪相当于人民币100万。经常写书画评论的苏轼，官至正二品，即便落魄时，豢养的小秘还有4个。有5部书画评论传世的米芾，母亲是皇帝的奶妈，本职从三品。有一次宋徽宗见他的字写得漂亮，赏银900两。当时1两银子约等于人民币1000元。《画禅室随笔》的作者董其昌，官至正一品，其家族横行乡里，住宅被上万民众纵火焚烧，烧了两天。随后另筑大宅庭园，即保留至今的“醉白池”，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历史上这些最有成就的美术评论家，他们从事批评完全不必要考虑同经济利益挂钩。

　　美术批评家大都在体制之内，体制不关心狭义的批评。靠工资生存的体制内的批评家，不敢自由购书，不能自费出国考察。体制外批评家如果无人赞助，同样拮据。因此，国家必须提高稿酬标准，受惠于批评的拍卖行、画廊应建立基金会提携和奖掖批评。在目前，这类建议仍旧是一张画饼。批评家依靠润笔费和演讲费维持再生产，只是原始的按劳取酬的无奈行为。美术学院属于文科大学，中国文科大学最高职称是二级教授。国家发给二级教授的年薪，在三年前大幅度提高之后，共计67046元，合10705美元，是印度教师平均年薪的七分之一。查阅反贪之前的网络文章《中国贫富标准线》，穷人的年收入是3万-8万元。

　　批评是精英的事业，在当下却成了穷人的活计。这很荒谬。批评和金钱固然不能成为因果关系，可是批评家的生存条件都缺乏时，他的言论无异于犬儒的对空呐喊。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targe,彭德<b><a,href="http://blog.artintern.net/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