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你知道了，其实你没有”

　　编者按：

　　大卫·黑尔(David Hare)广为人知的编剧作品是电影《时时刻刻》和《朗读者》，但在英国，他首先是作为一名戏剧导演受到尊重的，并受封爵士。在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一次演讲中，他坚称好的戏剧永远不应该受媒体摆布，因为“只有艺术才会时常提醒我们：事情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简单”。

　　这40年中，戏剧变了，哪怕不是面目全非，起码也是变化明显——它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加先锋，曾经被主流媒体把控的戏剧评论，如今则面临着网络和其他媒介的威胁。

　　Photo from stevemccurry.wordpress.com

　　报纸戏剧版的评论家曾经预言剧场的毁灭，而如今，除了被强盗打劫的，没有一个艺术导演遭遇破产，报纸却在一堆问题里打滚，不少报社面临倒闭。多么颠倒的命运啊!

　　艺术与新闻业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你问我最近几十年最好的英国电影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亚当·柯蒂斯的《噩梦的力量》，它考察了政治家怎样利用反恐战争，将自己从国家公仆变成世界救星。这是一部BBC的纪录片，尽管是在电视上播出，但没人能因此质疑其伟大。它用一种崭新的目光观看了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

　　保守党诺曼·特比特最近说：80年代的保守政府，在经济上下了大力气，没心思去关心文化。在他看来，一个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飞机引擎，比所有还健在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东西加起来都美。

　　第四频道艺术节目的头儿瓦尔德马甚至比诺曼更加极端，他认为，现在没有必要为任何艺术家做任何节目了，因为电视节目本身就是艺术。电视台花了太多时间像侍者一样把艺术端到荧屏前的观众面前，而在现代社会，它没理由继续卑躬屈膝，电视不再引用培根了，它就是培根。电视台的老板听到这种话肯定要乐疯了吧，这种机警的后现代主义言论，让他们如此快捷地省掉了一大笔钱。

　　40多年前，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指出了一个挑战所有艺术家的问题，他说：“现实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才能，媒体每天都抛出一个文化事件，这是所有创作者的大敌。”新世纪，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我写了一大堆关于铁路私有化、伊拉克战争的外交进程、工党的建立和金融危机的剧本，大多是时效性的写作，它们只能为社会提供一个秘书式的记录，不是合格的戏剧。

　　2006年，我在纽约看了汤姆·斯托帕特的戏剧《乌托邦彼岸》，这是一部史诗巨作，将生命和19世纪的俄国哲学编织到整个历史进程之中，让人热血沸腾。但在第二幕的高潮部分，我有点搞不清状况，主角五岁的儿子在一次事故中死去，他父亲念了一段独白，说没必要为此事哀伤或者哭泣：“孩子的死亡，并不比军人和国家的死亡有更多意义。”

　　Photo by Saul Leiter

　　斯托帕特应该是一个仁慈体面的作家，他说出这种话来真让人生气，后来我专门跟剧组成员讨论了这个问题——原来这话并不是斯托帕特自己的观点，而只是他写给那位父亲的台词。为了追求戏剧性，他必须得这么写，只有这样，他才能表现出角色的不可预见性。也正因为如此，《乌托邦彼岸》折射出全然的生活之光：偶然、混乱、灵感四溢，就像有句话说的：天哪，这肯定是真的，肯定是真的，因为这事太倒霉了。

　　艺术作品不是为了改变历史进程而作，它的目的不是要说“这种说法我不同意”，指点江湖是一种错误的创作方式，不可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一切大师之作，都不是观点正确的新闻评论。

　　新闻业在走向衰落，这跟从业者的素质无关，只是社会发展使然。它有一种特质，既是最好的，又是最坏的：蒸馏。

　　新闻报道总是指向一个特定的话题，记者坚信越快越好，越简洁越好。只有最好的新闻工作者才知道，该怎样提示人们，一个人、一个说法和一个事件并非报道中所呈现的那样，它们同时也是它们自身。可是哪怕你明确了这一点，也很难在一篇600字的社会报道中将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在西方，新闻文化在报纸、网络和电视上都泛滥成灾，也造成了社会的变形，你要是不做点新奇东西出来，人们就会心烦意乱。在这种倾向下，我们会忘记艺术和死亡是最强有力的解毒药。只有艺术才会时常提醒我们：事情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简单。

　　十几年过去了，我只确信一件事：我还没有理解美。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奇特的时代，人们想要奇特的艺术，无论是在感觉还是表达方式上，观众们满意地离开剧场时，总会说：“嘿，这事真稀奇，我从来没听说过!”

　　“干嘛告诉我已经知道的东西?”这个问题简直是致命的，与此同时，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知道是一回事，了解和体验是另一回事!过于现实的报道复原了奇迹，但其中稀薄的创作和想像却把真实带走了。我要说的是：你觉得你知道了，其实你没有。

　　文章选自2010年9月27日出版的Lens杂志(微信号：Lensmagazine)

来源：Lens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