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写意画的“元”点

　　宗绪升（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

　　鹿芸薇（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古典书院教师）

　　宗绪升对话鹿芸薇博士

　　宗绪升：你的博士论文《兴与文人画》从“文”“人”“画”三个层面来剖析“文人画”，可不可以简单概括一下对你对“文人画”的理解？

　　鹿芸薇：对“文人画”的讨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的注重历史性的梳理，有的从笔墨、画外功来讨论等等。但一般都有所立，有所破，大多是为了救治时代画风之偏，而开出的药方。而我更注重探寻文人画的根本内涵，参究其“心法”，故而可算是纯画理的阐释。我试着从“文”“人”“画”三个关键词入手，来打开一般意义上“文人之画”的结构，把文人画看作是“文-人-画”的一体共生。

　　首先，只有恢复“文”的原初和开放的意涵，文人才更具有传承者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读书人或知识人的指称。这样，文人画也自然会作为传承的一种方式而纳入文化传承的体系中来。当然，我是从文字衍生，《易经》卦象等诸多层面来剖析的，在此不能展开来谈了。

　　而“画”的也并非仅是描绘物像，其本义也当追溯到伏羲画卦，现代人总以为把伏羲尊为画之祖这是神化性质的臆说比附，而不知其中蕴含的文化意旨。八卦正是用最简洁的阴阳爻交错变化的形式，传达出复杂的天地万象，并阐明万物之变，可以说伏羲画卦开出了文人画的雏形，其所隐含和传递出中国文化的阴阳变化之体道思维是文人画的精神内核。

　　再者，“人”居于“文”与“画”之间，是中心环节。人感天地万物之“文”而有其人文之“画”。人感于“文”的层次及呈现于“画”的境界（品）之中，这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精神和品评模式。

　　也可以说，我选择抛开以“什么是文人画”为中心问题所产生的种种纷争，而从自身的书画实践体验出发，借着对“文人画”的分疏，试图追问“人为什么要绘画”，“绘画所为何事”的大问题。

　　宗绪升：那这样说来，你怎样理解“文人”的内涵？文人与知识分子有何区别呢？

　　鹿芸薇：说到文人，我想到黄宗羲的一段话。他说：“古今之情无尽，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则天地间街谈巷语、邪许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无一非文人也。”（《南雷文定》）当时读到他这段话，顿觉心有戚戚然，我赞同至情之人，即是文人。至情才能感人、感物、感天地，扩充至极便是对大道有着深刻的体认。没有真情实感，都是冒充文人。所谓“文以载道”应当在这个维度上来理解。朱熹曾说：“道之显者，谓之文。”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或者换一种表述方式：我认为文人可以形容为焕发着浑然自在、充实内美的精神状态的人，这是生命本然光彩的流露。当然，作为文本典籍，经典的书画作品等都有助于人来养成此等气象。因为，它们本身即储存着“文”之精华。

　　照着这个思路，“知识分子”与“文人”比起来，可能更偏重掌握专业知识很多的一类人，拥有知识，不一定具有情怀，所以“知识分子”未必就是“文人”；当然有着情怀，也未必博文广知，“文人”也并非定是“知识分子”。但我个人主张“文人”应是“知识分子”的底色，对绘画而言，“文人”也应是画者的底色。

　　宗绪升：你在研究中格外重视“兴”的意义，认为“兴”既是人之精神的开启处，又是生命原初的回归，能具体阐释一下吗？

　　鹿芸薇：我平时多画写意花鸟，对那种“兴”之所至的创作感触体会很深，这也是我特别重视“兴”的缘由。在博士论文中我把“兴”说成是：“人之精神的开启处”，又是“生命原初的回归。”我记得这是源自我脑海中浮现出的一个喻象：“兴”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不经意地投入一颗石子，石子没入湖中，却在入水的一刹那激荡起一层层美丽的涟漪，涟漪不断扩散，又缓缓复归于平静，然而其中心未尝有移动。

　　“兴”起之际，正如石子入水。它发生在不经意间的触碰激发，使人顿然跳脱日常的束缚，进入心灵的敞开之境。也可以说，“兴”构成绘画乃至所有艺术的起点。

　　接下来，石子所激荡起的涟漪随之播散，但那个“兴”起处的中心原点并没有变动，这就意味着对生命原初的守持、照顾与回归。所以，真正的“兴”，并非一时激情高涨，然后宣泄一番而已。这虽能有一些豁然开朗的体验，但此种“兴”，未能由心性之元发动，不可能引发游心万物，圆满自足的精神状态。因为没有兴到那个圆心点上，也就不能成“文”成“画”。某些粗劣的当代艺术，就认为宣泄情绪才是人性的自由，必定堕入精神耗散，于人身心是无益的。

　　“兴”之勃发也要蓄养与培护，才能“兴”于性情之中道。孔子论《诗》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之兴也好，画之兴也好，其“兴”起之际都是天真无邪的，祂自然守护着心灵的家园。

　　宗绪升：那么，我想问一下：在“文人画”传统中也极为重视写意精神，那么，“写意”与“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

　　鹿芸薇：我一直有种感触，中国文化的很多关键词，虽然各有侧重，但它们的终极义理却是相互汇通的。你提到的“写意”与“兴”的关系，也是如此。

　　文人画特别重视“写”意，写其性情，写其意趣。在画款上也愿意题：“某某人写。”而不肯称之为“画”，总是觉得写比画要高明。从字源来讲，‘写’是‘泻’的本字，就含有倾注的意思。象是山间流泉，随势奔涌，一泻而下。

　　我认为“兴”即是心灵忽的敞开，心泉涌动，汩汩而流，这就是“写”状态。从“兴”引出了“写”，由“写”而展开着“兴”，两者不妨视为相互发动，谐频共振率的关系。

　　另外，“写”也分两层意思。一是以手运笔之“写”，显现为笔墨的形象；二是“写”心、“写”意，这是心灵意象的抒“写”。前者在“手”，后者在“心”，心手之间，虚实相应，又互为感通。若达到极为高妙的境界，就如张彦远所说：“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不知然而然。”中国文化之精义，就是投入到万物生长的根本律动中。而所有律动的振频都可简约为：阴与阳的相感、相生。感通无碍，生机不穷，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天道自然。张彦远所谓“不知然而然”，便是画者正处于心手相通、天机流行的创作状态。对比西洋画的传统，他们明显偏重于描绘物象的外形，要从视觉的真相中探求人的内心世界，所以会衍生出透视、比例、色彩、明暗等表达手段。这说明，中西绘画在观察事物的角度上确实存在很多不同，所以中国画家极为推崇“写”，以此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又是以“兴”而引入阴阳交感的“写”的状态。明白了这个道理，再读古人画论，我想应该就不会产生很多隔阂了。

　　这是我对“兴”与“写”的一点看法。

　　宗绪升：就自己而言，你推崇历史上哪些文人画家？说说原因？

　　鹿芸薇：艺术总是能体现个人的天生气质，所谓“知音”也是气息相投吧！我是特别喜欢徐渭的画，他的画真是天马行空，纵横无碍。按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他就是“兴”到了极处，完全把心灵打开了。但他笔墨功夫也不得了，已是“千锤百炼化作绕指柔”的境界。他的书法既狂肆又精纯，毛笔被他重按到底，却接着腾跃提起，笔锋归拢。关键是他的状态自由，并不是那种声嘶力竭的发泄。徐渭的画更是真气一团，铺面而来。看他的画最能起兴，一下子就被卷入风起云涌的状态。

　　当然，我喜爱的画家有很多。比如元明时期的倪瓒、陈淳、朱耷等。清代的“扬州八怪”中我认为李鱓最好，他的一生都在画，题材广，风貌多，可以见其生命历程。到年老之际，已臻化境，不可捉摸！相比之下，民国以后的画家虽然我也有不少喜欢的，但学的不多。倒是白蕉先生画的兰花清逸温雅，格调极高，我开始画兰就学他，对我影响是很大的。

　　宗绪升：你如何评价当今“文人画”的发展情况呢？谢谢！

　　鹿芸薇：我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私下的书画雅集，于我颇有助益。但对当今画坛的情况不甚了解，只是偶尔从网上见到一些作品，若非要说一点儿感官印象，我倒觉得有些画家总愿意尽早找到一个自己的绘画风格特点、语言符号，或是以为“文人画”就是在营造虚淡、渺远、空灵的境界，以效果优先，我以为不甚可取，我觉得真正的境界绝不是靠营造出来的。弘一大师的临终偈语曰：“执象而求，咫尺千里。”若先预设某种意境再去画，早已背道而驰了，正是有悖于文人画的真义。当然，我本人眼界学识有限，又难免以偏概全，可能是我的臆断啊！随便说说。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懒得书画”）

封面及配图：鹿芸薇老师书画作品

作者：宗绪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