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赤沙“血社火”表演

　　在陕西宝鸡赤沙镇，有一种民俗活动叫“血社火”，表演者以斧子、镰刀、铡刀、锥子等特制道具“嵌入”自己的头部和胸部，再以鸡血、猪油等材料渲染化妆，呈现出逼真的血腥场面，其内容寓意为对恶人的惩戒。血社火在当地也称“快活”，以此令观赏者产生“惩恶”的心理快感和暴力震慑。福建永宁、甘肃永靖的傩仪及河北武安“捉黄鬼”中也有剖腹、抽肠等类似的形式。2005年，当代艺术家韩磊以摄影的方式，记录了赤沙血社火的表演，取名为《对赤沙十三个恶人的民间惩罚》，仅客观的镜头即呈现出当代艺术对社会、历史、人性批判的旨趣。

　　在我看来，传统民俗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一般呈现为对“善”的褒奖和对“恶”的惩抑，相对于诸多喜庆扬善型民俗活动，血社火是暴力美学的极端样本，反映了传统乡土社会惩恶扬善的双向教化和治理路径。卜正民(Timothy Brook)《杀千刀》、莫言《檀香刑》所关涉的内容莫不如此。形式多元而殊途同归的价值形态构建了乡土社会的文化立场。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社会价值及其形式更为多元和多样，脱胎于“美术”的当代艺术更强调对社会问题的切入，但由于其母题“赏心悦目”的思维惯性以及形式的混杂特征，致使当代艺术遭受众多的非议。因而，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名词不等同于当代美术的定义，即已明确了其属性和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当代艺术同“血社火”一样，更倾向于社会功能上的“惩戒”性。

王辅民《社火》

　　在前卫艺术、先锋艺术、实验艺术等多种名词的变化中，当代艺术作为约定俗成的概念选择，这一命名本身就提示了其所秉承的即时性使命，即对社会、政治、历史的切入和批评，亦即“惩戒”性;而传统中国画，由于“千古不易”的传承性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内在的容纳宏大，但其发展中所标榜的“士气”观强调“悠然起澹远幽微之思，而脱离一切尘垢之念”(陈师曾)，以及凸显“静”“淡”“远”的视觉基调等核心旨趣呈现为对心性欲念的陶冶净化，属于同当代艺术的惩戒立场相对应的“扬善”型艺术。自唐代始，流行着以《佛本生》故事壁画为代表的扬善型艺术，也绘制着《地狱变相图》式的惩恶型艺术，两者往往占据一座寺庙的东西两壁，其惩恶扬善的劝诫功能殊途同归。北宋以后，以山水画为代表的中国绘画逐渐同“画者，成交化，助人伦”(张彦远)的价值使命相疏远，画家以远离政治的方式集体逃逸，主动从沉重的“社会价值”中逃离出来，成就了以文人旨趣为标准的绘画样式，这即是另一种“社会批判”。只是，当“逃逸”的行为批判同所批判的社会对象脱离时，其行为的结果所凝聚的批判形式(如山水画、田园诗)独立出来，发展成一套严密的视觉体系。今天，这套严密的视觉体系无疑具有“非遗”的文化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其所秉承的“善意”养份同浮躁的社会相映衬时，批判精神“过期”后产生出对新的社会命题——浮躁、焦虑、逐利等隐性的救赎。代表中国绘画体系成熟的山水画无疑具有这种救赎的实效感。

王炎林《长安社火》

　　“聊写胸中逸气”(倪瓒)式的传统中国画同“搏动性、爆发性和炫耀性功能”(J.康拉)的油画在视觉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油画所衍生出的西方当代艺术自然同传统绘画所延续的当代中国画大相径庭。在全球化及后现代语境下，当代中国画一方面无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价值诉求的考验，必然会产生“与时俱进”的变化，但不宜屈从于当代艺术，除了其内在历史的不同，中国画还需分担社会价值中视觉“扬善”的使命，而对当代社会产生批判的艺术形式，新兴的影像、行为、电影、新媒体等更为直观准确。

　　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性和包容性孕育了“一国两制”制度，也决定了多元文化及艺术形式的并存共进的格局。因而，对社会及其制度而言，当代艺术以其批判性参与和助力时代进步;对人本及其心像而言，中国画无疑有近水楼台的担当优势。“惩恶”与“扬善”是社会进步的两极向心，亦是艺术使命的两途并举。

　　杨晓阳《苦水社火》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何卫平<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