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153年金迁都到今天，贯穿紫禁城南北的北京城市中轴线，不仅亲历了古都800余年的风雨变迁，也成为北京城这座人类城市建设精品的象征。

    公元1406年，明永乐皇帝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修建紫禁城，为了突出皇权至上，建筑艺术家们用艺术手法，巧妙地处理了建筑、美术等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设计出了一条神秘奇特的中轴线。

　　紫禁城的中轴线是指午门———神武门之间960米长的轴线，这条中轴线是突出“正”和“中”的中心部位，所以象征明堂、路寝的主殿堂建在这里，同时它亦是向心对称各级建筑为依据的轴线。明清两代时，中轴线是以皇城为准，即南起大明门，北至景山长度为2500米，这条中轴线不仅是皇城的中轴线，而且与北京城的中轴线完全重合，即南起正阳门北至钟楼，明嘉靖年间增修外城，中轴线延伸至永定门，全长8公里，如果将此线南北延伸则是地球的子午线。元、明、清三朝营建的紫禁城、太庙、社稷坛等规模宏大的宫殿群，基本设置于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上，这条世人瞩目的古建筑长廊，被国人自豪地称之为“帝脉”。

　　建筑师们截取地球子午线的一段作为皇家建筑的中轴线约始于元代，似乎时间并不太长，但其渊源却悠悠远远。“中国”含有“中央之国”的意思。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已有中央子午线的概念，但由于历代皇室建筑分散，未居都城中部，故未引起建筑师们的注意，直至元大都兴建，以零为起点的设计，注重了布局和档次，为了突出皇宫才将其中轴线与城市规划的中轴线重合，亦即与中央子午线重合，以此强调中央子午线在建筑中的重要作用，明清以来，建筑师们一直遵循这个原则。

　　清康熙48年，清政府确定了京城中轴线为具有科学意义的“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的地球经线，但这条科学的零度线，并未申报列国承认，故没有被国际社会采用。直到1884年，国际会议才通过了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零度经线，即本初子午线，此时已经比中国首次提出晚了175年，由此说其实世界的中心线应该是北京城的中轴线。

   

    美国有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等建造在首都华盛顿东西轴线上；巴黎有卢浮宫、凯旋门、拉德芳斯等建筑也压在轴线上。相比较而言，北京中轴线因具备浓郁的皇权特征，更象征一种圆满的境界，它既可体现地理上的风水要求、文化与心理上的要求，还能体现政权的要求，北京中轴线相当具体的贯通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中华文化精神。

   

    都城，作为政权的象征，理所当然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吕氏春秋》曾提到：“于天下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是一国都城营建的原则。“紫禁城”之得名，便与星相学中紫微垣(即北极星)有关——紫微垣位于中天，传为天帝所居，因而天人对应，地上宫城成为天子居所。可见，紫禁城的选址与命名便是一种“择中”活动。 　　在这一观念指引下，历代帝王，均将“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坛台四环”作为都城营建的总原则，这一原则构筑了一种“居天下之中”的心理效应，与中国的国名一样，契合了古代中国区别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特殊性质，故而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称其为“天下型国家”。在地理上，中国北部为干旱的荒漠，西部与南部为高耸的高原，东滨大海——这些天然屏障使得中国获得了超级稳定的自我认同；更由于“寻中”思想造成的大一统观念，使得“王者以天下为家”成为每一个统一王朝的基本政治形态。在记载历代王朝始创的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宋，改元大赦”、“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定有天下之号曰清”——所谓天下，是古代中国人所认知范围内世界的总和，其最和谐之地即为王都，周边地区随着与王都之间距离的变化，文化与道德被认为呈反比例下降，所谓“狄夷”的概念便由此生成。在此指导思想下建立的国家，与欧洲同一块大陆上的不同民族国家具有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中国与欧洲之间都城形态差异的根源。 　　在这一情形下，象征都城中心线的城市轴线，成为天下之中心的象征，自然必须被代表权力的建筑所占据，而不能如罗马一样，将它们排列于这一轴线的两侧。中国建筑的轴线是围绕尊者代表物设置的，尊者代表物——不论是宫殿、陵寝还是碑楼、享殿——不但是轴线存在的唯一原因，而且是轴线中断的结点。当人沿轴线的空间运行到御座所在的太和殿、或陵寝神道上的大碑楼时被中断，人必须不断地离开轴线，绕过这一代表物才能继续沿轴线的运动。这些代表物占据了轴线，使其他来到轴线的人均处于客位的角色。即便轴线营造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其结果仍然完全是烘托尊者的地位，而不是为在这里活动的人所考虑——事实上，他很可能在需要绕过建筑之前便被制止了前行。 　　北京的中轴线终止于美丽而宁静的钟鼓楼。钟鼓楼的角色，实际上与太和殿前的日晷、嘉量有相似之处，因其在人们生活中的授时功能，而体现了统治者的特权。因此它们有足够理由坐落在中轴线上，就像很多中小型城市鼓楼位于十字大街交叉口的现象。 　　梁思成先生说，中轴线在向北到达钟鼓楼后便不再延伸，而是“平稳地分配给”北面的两个城门。这固然引起人们对旧京景物的思古幽情，然而剥离感情的因素来看，中轴线在钟楼戛然而止，是由于不再有政权的代表物需要占据轴线——没有人被允许从背后拜见皇帝，因此北城墙没有了礼制上开设中门的需要，只从军事安全角度开设了东西两门。没有尊者代表物占据的中轴线，在钟楼之后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便无需延伸，隐没在墙根街巷中即可。如果说“中国”的“中”字就是早期聚落中心的符号模型，那么后世集权的一再强化和北方崇拜的形成，终于消除了它上面没有必要的出头。而今天北京城市规划中，中轴线的北延和南延，实际是向西方轴线概念的靠拢。

   

    实际情况是当年成吉思汗攻克京中都(今北京)时，将它破坏殆尽，之后，元朝在京中都的基础上建立了元中都；到了明朝，为防范蒙古人，在元中都基础上，加建了德胜门一线，而东西城墙则沿用元代的土城，包砌了城墙，中轴线方向未动；清沿用明城，中轴线也未改动，到今天已有730多年。”　　中轴线谜局出现不同版本的解读，一说系“汉人有意为之”。　　中轴线为何是偏斜的，关注的焦点自然集中到工程主持者身上。那么元代中轴线是谁主持兴建的？担任“监筑”之职的是忽必烈的重臣刘秉忠，一般认为，元代中轴线是由刘和他的学生郭守敬二人主持兴建，二人皆为河北邢台人。　　鉴于元代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历史事实，就有历史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中轴线是汉臣刘秉忠、郭守敬故意弄偏的，也就是他们并没按照天子的意图，使影响城市布局的中轴线处于正南正北的子午线上，试图以此反抗元朝统治。　　对此，有学者提出质疑，因为，上述说法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于是有了第二种看法：可能是建造者采用磁针定位法，造成了技术上的误差。但是，夔中羽认为这种推理不大令人信服，毕竟刘秉忠和郭守敬在当时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会采用精度较高的天文测量，而“采用当时就证明误差极大的磁针定位，可能性不大”。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中轴线可能是由于自然因素的破坏而发生偏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