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是文化基因意义上的价值观继承，只有从文化资本角度去理解，才能可操作性地实践非物质文化的发生、传承、发展、保护。如果我们认同乡村存在着文化资本价值观，就会以乡村为本，发现和维护乡村文化多样性、标志性符号资本，这正是乡村走向现代的身份资本。

　　新世纪初叶，教科文在《世界遗产》中增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进入中国，短短5年中，随着中国政府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已经落入低谷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统开始成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使中国多民族民间艺术传统被提升到人类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社区象征及发展源泉的高度,去重新审视其可持续传承的价值。应当说，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在中国的普及，其最重要的启示及当代意义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把民族民间活态文化传统的生存价值及发展价值提了出来，并从全球化趋势及人类文化格局确立了其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珍贵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基因保护价值。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引申思考，就可以提出一个更具实践性和社会发展意义的价值概念，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多民族乡村的文化资本，这是包含了有形与无形两类丰富形态资源的文化资本，这些资本作为文化首先是非经济学的社会价值，其次是经济学或向经济资本转换的价值。

　　贵州台江苗族乡村里的牯藏王。苗族的牯藏节13年举办一次，是苗族重要的祭祖节日，其中蕴藏着古老深厚的民族文化记忆和信仰内涵。摄影 乔晓光

　　乡村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是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本土化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创造性解读。首先，教科文世界遗产中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两类遗产由于启动时间间隔太长，目前缺乏整合意义的认知实践，这使无形遗产在概念的界定和现实操作中易孤立化，游离于发生学意义上文化存在的整体性，也使保护实践的工作局限于文化形式本身。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的整合共生问题在工业化背景的西方国家不是突出问题，但对于农耕文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带来了实践操作上的矛盾性和认知误区。在中国多民族的乡村，许多村寨古城是具有历史积淀和文化多样性的地方性遗产，但这些村庄既进不了世界遗产名录，也进不了国家文物的评选范围，它们大多不作为资本意义上的遗产给予保护。但非物质文化传承，剥离了土地和村庄的背景要素，是不可能单一存在的。无形精神的存在不是一种表面的事项，它依赖于多种物质载体和媒介去实现，也是乡村社会生活形态整体存在的反映。从人本的角度考虑，乡村社会的衣、食、住、行涉及到有形与无形文化，涉及到生产、生活、自然生态等多种复杂的因素，不考虑到乡村文化传统发生学和传承学意义上的共生存在现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会把遗产从活态变为静态，从发展变为停滞的状态。另一个方面，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考虑的是代表作或代表性遗产类型的保护，其要素中强调濒危性。但对于中国占人口多半数的乡村，非物质文化大多是生活常态意义的习俗文化而非遗产，许多文化传统还在日常生活习俗中使用着，抽离开乡村现实生活的文化保护能否长久，是否还能保留文化实际的功能作用和本质意义，也是颇值得深思、怀疑的事情。现在的保护理念夹带着自上而下、由外及里的性质，传承才是非物质文化保护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问题是以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传承是一种文化基因意义上的价值观继承，而文化样式是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或更新的，这是民间文化活态性重要的特征。所以，我们只有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去理解，才能可操作性地实践非物质文化发生、传承、发展、保护等多方面因素互补互动的连带关系。

　　贵州黎平侗族村寨中的鼓楼，每个侗寨里都有鼓楼，这里不仅是村落公共性习俗活动的场所，也成为民族情感凝聚的象征。

　　摄影 乔晓光

　　贵州黎平大山里的古老侗族村寨。中国多民族乡村中，许多村寨古堡都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积淀和文化多样性的地方性遗产，很多村寨风景秀丽，景观独特，如何保护这些乡村自然与文化的资本，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摄影 乔晓光

　　实际上，中国30处世界遗产的周边，涵盖着丰富多样、文化积淀深厚、颇具文化资本意义的非物质文化和乡村有形遗产，我们目前的保护和经济资本转换的实践原则上，即缺乏整合互动思维，更缺乏文化创意思维。在中国文化遗产这盘大棋局上，我们走的是割裂分离、丢车保兵的阵法。我们应当思考和实践的是如何让文化之河生生不息，免遭破坏和污染，而不是取几个水样或引出几条小渠去观赏陈列。面对中国几千年绵延至今的文化大河，首先需要的是树立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其次是文化创意的韬略和智慧原则。战术要让文化传承群体的人去实现，而不是政府和专家。非物质文化的基本属性是“自发性”和“内驱性”以及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非文化因素制约性”。因此，非物质文化保护应当尊重其自身文化的特性和传承规律，注重其传承和发展的可持续意义。应当警惕保护工作向政治资本的转换;警惕过分人为操作化的样式主义保护;警惕见“物”不见人的标本式“死态”价值观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保护的思路源起，但从可持续发展观上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学想象力的挑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不是个别遗产类型的特殊性研究，而是常态性文化的普遍性研究;是实践的学术，而不是学术的实践;是国家文化理念与民间生存情感的互动发展，而不是国家颁布政策、民众服从执行的被动式工程;是民族文化可持续创造发展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游离于现实生存发展的文化运动;是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问题，而不是文化样式走进博物馆的问题;是文化资本向民族社区符号资本及经济资本多元的价值选择，而不是单一追求经济资本的问题;是以人为本的课题，而不是文本的项目。

　　贵州黔东南苗寨中的文化广场。这里不仅是传统习俗节日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成为旅游和艺术节活动的会场，以自身的文化传统推动新农村建设发展，成为许多地区打造地方品牌形象的

　　手段之一。摄影 乔晓光

　　中国南方许多村庄景色秀丽，村落建筑古朴而又独具特色，成为天然的园林资源，这是一个被忽视的有可持续意义的生态资源。摄影 乔晓光

　　非物质文化传承理念应当是多元的，农民群体作为传承的主体，是围绕着生活形态进行的;教育传承是把非物质文化科学分类的代表性资源，转化为相应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体系进入教育教学中;创造性传承，这是一种文化基因式和文化底蕴式的精神传承，其方式以主流文化形态的文化艺术方式，以个体化文化艺术创作、创意和再生型创造，去弘扬本土文化精神和时代情感。传承是文化绵延的重要方式，创造又是传承适应时代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品质和心态。创造不是创新，是一种智慧和直面问题的发现。文化发展不是一个样式的新旧简单类比，而是一个人性化的生存需求和精神价值观的选择。以此延伸，新农村建设，不是把旧农村变成新城市，把乡村农民改造为大学生，这是不可能，也是短时间内用资金和政策办不到的事情。如果我们认同乡村存在着文化资本的价值观，我们就会以乡村为本，以农民为本的去思考新农村建设的棘手难题和20多年后还有4亿农民如何在乡村土地上生存的问题，去发现和维护乡村文化多样性、标志性符号资本，这些正是乡村走向现代的身份资本。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让农民走进城市实现现代化，还是让农民在乡村的土地上实现现代化，这可能是双重因素都存在的问题。但当务之急，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新农村建设正以标准的国家行为拉开序幕，但乡村文化资本的概念和价值观还没有被社会重视起来，乡村是被作为改造的对象，被作为落后、陈旧、急待拯救的对象去看待的。乡村的文化资本价值和活态文化基因库的价值没有进入国家文化财富成本计算的视野。而农民群体传承拥有的活态文化传统，其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远没有得到社会化的尊重和认同，他们的文化权益和文化利益如同他们的公民权益和公民待遇一样是残缺和没有健全保障的。

陕北延川境内的黄河。黄河是民族的生命之河，而黄河两岸乡村里的非物质文化是民族活态的文化之河。摄影 乔晓光

　　甘肃陇东乡村里的地坑式窑洞，

　　这是黄河流域传统的民居形式之一。摄影 乔晓光

　　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乡村的土地问题、自然生态问题等都是联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整合的思维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视野，会使各种问题的解决无法真正实现。近百年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西方工业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为中国提供一个完美的发展方案，而西方的许多经验未必就是我们的必然之路，把中国的问题放在全球化和世界发展格局中去思考，去寻求互动发展，这是一种必需保持的开放心态。但发展之路只有从我们生存的大地和人民的生存意愿上，去树立起我们自己智慧理性的价值判断，去走出我们自己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整体性的由官方把农村、农民推向了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舞台，这或许意味着，面对着民族活态文化传统基因蕴藏着的乡村，一个中华文明又一次文化创造的时代机遇已经匆匆到来。

　　(2006年1月完稿)

　　本文引自《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

　　乔晓光著，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