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宁生著《艺术的意义》

　　翟晶(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您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西方美术史方法论、西方当代艺术、当代文化理论的研究和译介工作，1999年您翻译出版了汉斯·贝尔廷的《艺术史的终结》，那是一部有前瞻性的著作。迄今为止，在您自己的成果中，哪些是您比较看重的?

　　常宁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我最早开始西方美术史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也画画，后来搞艺术史理论，当时我看到贝尔廷的《艺术史的终结》，回国以后就着手翻译，并于90年代出版。六七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我翻译的新书《现代艺术的意义》，随后又出版了《后现代的转型：西方当代艺术批评》，当时还翻译了好几本其他书，到现在，翻译的书籍有二三十本，还有自己编写的艺术史方面的书籍，但是更像是文化史的比较。近些年来，我对艺术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观念，都有一些研究。随着时代的不同，艺术日益走向表现社会现实，一些大艺术家，例如安迪·沃霍尔等，都是有新的观念走向的。再比如八九十年代德国的新表现主义画家，如基弗、伊门多夫等，他们的绘画很注重综合媒介，而且既表现关注现实、也突破了传统。不仅是光与色，还有社会现实的表现，都有了很大突破。时代的确是在发展，我对西方艺术的研究，是在时代的发展中找到他们新的观念。我们不仅需要艺术史的基础，也需要找到新的观念。

　　翟晶：如果让您总结一下您多年来的工作，您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哪一块?

　　常宁生：最近我编了一套西方艺术理论指南，其中包括从古典到近代、现代理论观念的研究。艺术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光是对作品简单的描述、分析，还要有理论的观念。我前段时间编译了《新艺术史》的观念，作者是英国的学者哈里斯，这本书展现出20世纪末到21世纪艺术史学科的一个新的走向，在新艺术中，艺术的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并没有单一的标准。文化和科学不一样，文化艺术具有多样化的特点，现代艺术是跨学科的、综合的、交融的。艺术到了20世纪就是多样化，没有单一的标准。社会高速发展，艺术就要适当加以调整，文化传统和当代艺术也要加以调和。艺术表达也是如此，它是需要观念的，是对当下文化的一种表现。所以研究西方艺术史既要回顾它的历史，也要回顾它的学科发展。所以说，艺术史研究既是研究它的基本历史，同时作为一个学科还要找到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角度。

　　翟晶：在国内做外国美术研究，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进一步继续往下做?

　　常宁生：每个时代都不一样，艺术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且我们以前以为视觉艺术都是以表现美为主，实际上进入现当代以后，艺术是多样化表现。所以我们需要从特定时代的背景、艺术家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等出发，去切实地分析作品。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各个时代之间有所差异，对艺术研究本身也同样如此，新的理论、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不断地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自己的理论视野，走向对新的观念、新的视角的挖掘和阐述。研究艺术，并不仅仅是看某个时代有什么作品，还需要根据它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来深入地研究它的内涵、特征、表现形式等。如果说有什么是我所看重的，那么，我所看重的就是，我们能够根据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发展出新的、富有原创性的理论思考来。

　　翟晶：从我跟随您读书开始，国内学者做外国美术研究，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翻译。我也曾参与过您的课题，将当代艺术现象翻译到国内来。

　　常宁生：最早把基弗介绍到国内的文章还是你翻译的，我只是校对了一下。

　　翟晶：这么多年的译介工作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大家对这些研究方法都逐渐熟悉起来，而且年轻一代学者的语言能力也都在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习惯的译介方法是否会面临瓶颈?国内的外国美术研究研究，是否也将面临转型?

　　常宁生：我并不认为到了今天翻译就没有意义了，一是历史的经典文献仍然需要翻译，二是当代新的研究视角也是需要翻译的。当下艺术史的研究不局限于某个区域，是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非常广泛，因此艺术史的研究是全球化、跨文化的。要让国内的艺术家、学者、青年学子全面了解国际上的这些思潮，我们仍然需要翻译，以便最大限度地推动文化间的交流、拓宽我们的视野。专业英语不同于普通英语，你自己做过不少翻译工作，应该知道：在翻译的时候，所要求的不仅是外语，而且专业也要精通，比如说：文艺复兴叫Renaissance对吧，那么high Renaissance这个词呢?不懂的人会以为是指“高地文艺复兴”，但实际上它是指文艺复兴盛期。我觉得，专业学者读外文的原文专著当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对于很多学生、年轻的学子来说，恐怕还是有距离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甚至连艺术史也未必熟悉，更遑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艺术史方法论了，他们也不太可能通过直接阅读原文来学习这些理论。因此，翻译仍然很重要，而且必须要有精通专业的学者来翻译，做出最大限度的准确，翻译绝对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我始终觉得，翻译对文化的交流是很有用的，各个时代的经典、当代的一些新的研究，我们都需要通过翻译来加以了解。而且，各个国家不同学科的研究程度不一样，有的学科比我们成熟，有的还在发展，如果离开翻译，彼此之间就很难达成有效的交流。现在，在“全球化视野下”，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关注点也更多、更复杂了。但是即便如此，全世界有一百九十多个国家，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国家、地区的艺术都关注到，只能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去切入，进行深入研究，所以翻译一些艺术理论的书也很重要。当然，重要的也不仅是翻译，我们还需要有新的研究角度，来进行文化、艺术的研究。文化是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的，艺术只是其中的一块，文学、历史、哲学，甚至科学都是各个不同的角度。

　　翟晶：从我硕士阶段跟随您学习时候起，就一直觉得在国内做外国美术研究挺困难，尤其是古代史。您还记得那会儿我想做中世纪研究吧?但苦于找不到资料，读不懂拉丁文，写出来的文章很难有深度、有原创性，所以放弃了。因此我觉得，国内做外国美术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找资料，尤其是做古代史研究的学者，除非出国，否则很难找到比较全的资料，更遑论第一手资料了。

　　常宁生：这几年情况好多了，年轻人可以在网上购买，还有现在有国际书展，都国际化了。如果在国外，做研究都是要去到现场的，也就是你说的掌握第一手资料，比如说，研究埃及文化就要去到埃及，深入了解其文化。现在国际交通比较便利，也不排除有些年轻学子能到相应的地点去进行他们的研究。

　　翟晶：另一个障碍是语言问题。尤其是做古代美术史，需要具备阅读原文的语言能力，但国内绝大部分学生的语言能力就是英语，对于古代美术史可能会涉及拉丁语、希腊语或其他语种，包括特定语种(如德语、法语、俄语)的古代语言根本不熟悉，也就无法去研究。

　　常宁生：如果是研究古代的话，虽然很难，但是要认真地去做。别的学科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研究考古的人，要了解埃及的语言，那种语言也是符号，这方面的专家就要对那种古代语言有所了解。研究艺术史、艺术理论的，就要找一个角度做切入点去深入研究，并掌握相应的语言能力，这的确是有难度的。

　　翟晶：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国内的外国美术研究学者中，做古代艺术研究的特别少。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外国美术研究专家中绝大部分是做现当代和艺术批评。

　　常宁生：搞古代美术研究的人一直不多，但是每一代都会有一些。有人研究古代艺术，有人研究近现代、当代艺术，这也很正常。不过你说得对，这几年，研究现当代艺术的人的确是占多数。相对来说，考古不仅需要看书研究，还要到现场去实地考察。不光是关注风格造型，还要研究历史材料。

　　翟晶：您觉得做外国的古代美术研究，在国内会不会好转起来?我现在指导硕士论文时也面临这个问题，学院里一些年长的老师，尤其是非外美史专业的老师，并不太清楚其中的麻烦和困境，就觉得从学科健全的角度来说，指导的硕士应该多一些进行古代美术研究。但是现在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在古代史研究方面真正有原创性、有深度，甚至有国际水平的成果。好像只有通过研究现当代，才能与国际学者在一个平台上对话。这也是一个问题。

　　常宁生：古代美术史研究在西方早就很成熟了，一些专家做考古研究，英国有很多这样的专家。对此，国内曾经做过一些基础的翻译，但是深入度不够，也没有太多研究。这就需要每个专业方向都有一部分人来做，数量不一定要很多，但是的确也需要人来做深入的研究。这不容易，也无法短期内看到效果。转型也很正常，时代不一样，这几年我们中国对当代艺术比较关注，这也是正常的。你刚才问到古代美术史的研究状况，它并不是完全消失了、衰落了，而只是做的人比较有限、水平比较有限，但并没有被放弃、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关注当代艺术也是商业发展的产物，是特定时段的产物，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比较关注某一类艺术，这也是正常的。

　　翟晶：从国内各高校美术史研究的力量配置来看，总体上来说，做中国古代美术史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力量比较强，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也比较多，而外国美术研究在国内一直没有占据过主流。

　　常宁生：对，大多数刊物是在更多地为中国美术史提供发展平台。就外美史而言，在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很不错的杂志，中国美院的，叫《美术译丛》，但后来停刊了。此外，《世界美术》、《美术史论》等刊物，也先后译介了大量有关西方现当代美术史研究的论文。不过，到现在，就只有《世界美术》一直在坚持对外国美术的介绍与研究。没错，这可能是个文化的阶段吧。

　　翟晶：包括很多在国外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其实还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好像在整个华人的美术史研究圈子里，做中国本土的艺术研究占绝大多数。您觉得在这种状况下，外国美术研究者在整个艺术生态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常宁生：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大量发展，我们只是在致力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这几年来，中国强大了，但是出国留学的人仍然很多。既然我们中国这么强大了，为什么非要到国外留学呢?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进行文化交流、拓宽视野是很重要的。我并不认为外美史在国内会衰落、失去价值、边缘化，说到底，外美史和中美史只是文化的角度不一样，并不存在重要性的差异。

　　翟晶：现在国家特别重视文化发展，您觉得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尤其在艺术发展、视觉文化的发展中，外国美术研究起到了什么作用?

　　常宁生：外美史研究既可以通过对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分析，来阐释艺术思潮和风格的成因，也可以通过对艺术现象和作品的主题、风格的分析，来阐释和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内涵。同时，研究外美史可以拓宽国人的视野。到了当下，每个文化都有自身的特征和新的表现，外美史研究成为文化沟通与艺术多元化的一座桥梁。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去切入，不是光把一些史实进行简单的罗列，而是要在其中找到新的文化观念。

　　翟晶：请您归纳一下中国近二三十年来的外国美术研究状况，整体呈现为一个怎样的面貌?

　　常宁生：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在国内研究外美史，有一些自身的特点。虽然这几年搞翻译的人比较多，但是就研究视角而言，相对来说，并没有西方人做中国美术史研究时所具备的那种方法论眼光和能力，他们往往反而能出新意、分析有深度。客观地说，我们目前的状态，仍然处在一个了解人家的研究状况的阶段，要说能够找的新的理论视角去研究的，的确还比较欠缺。

　　翟晶：等您把手头这本书完成以后，您打算做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向?

　　常宁生：我接下来要做的还是艺术理论，也就是当代艺术的新理论方面的研究。

　　翟晶：您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学者，和后来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学者还是有代际差异的。在我这批人中有很多是您的学生，您觉得新一代的外国美术研究学者有什么特点?您对他们有什么期待呢?

　　常宁生：时代变了，我们从图书的时代，进入到了以电视、电脑为主导的新媒体时代、信息化时代。但是书还是要看的，尤其是做深入研究，读书是深入的思考的过程。文章不需要太长，但是一定要突出新的观念、新的角度。我很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很大，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代，社会的发展速度没有这么快，经济压力也没有这么大，生活节奏也比较慢，社会的整体氛围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平和的状态，因此，不少人能坐在书斋里，花上十年八载的时间去坐“冷板凳”，做出一些深入扎实的研究。现在的年轻人，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再加上社会变化的速度快、生活节奏快，社会整体趋于实用化等等各种原因，要说要求每个人都坚持做学问，大概也不太可能，我觉得，10个学生里，要是有一个学生能坚持下来，就已经很好、很不错了。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反思我们这个时代，不过，从相反的方面说，这个时代的年轻学者，吸收知识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视野更开阔、方方面面的信息来源都很充足，这也是我们那个时代所望尘莫及的。所以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只是各不相同而已。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学者中，最终能出现一些“天才”，能够找到新的文化观念、达到新的高度。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