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首届“艺术与科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徐玲围绕“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历史”这一主题先后发言。溯源中国早期博物馆史，并不仅仅在于回顾历史，而是旨在为中国当下的城市发展之路和建立文化自信提供启迪。

　　近代中国博物馆，并非纯粹舶来品

　　说到博物馆，很多人觉得这是纯粹的舶来品，但我们研究史料后发现，在中国，博物馆的发生发展具有传统中国古物收藏和西方博物学观念的双重渊源。

　　古物收藏在中国发生的时间非常早，有人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古物收藏。我认为，中国的古物收藏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宫廷收藏，一个是文人收藏。

　　关于宫廷收藏，必须提到“国之重器”的观念，因为宫廷收藏比较重视青铜器、玉器等带有礼仪性质的器物。最早的宫廷收藏，从考古材料中得到证实的是始于商王朝，当时的收藏具有宗教和礼仪的功能，收藏的器物专门放在祖庙里，所以我们现在说博物馆具有祖庙的功能，应该是从那里引申过来的。

　　到了周后期，王室收藏从祖庙迁出，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叫“天府”。至汉代，宫廷收藏物开始被赋予君权神授的性质，成为皇帝统治合法性的象征物。宋代以后，宫廷收藏开始搬入皇宫。大家知道，历代皇帝都是古物收藏的爱好者，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死后把生前最喜欢的《兰亭序》随葬。还有宋徽宗，也是一位特别喜欢收藏的皇帝，他将自己的收藏放在保和殿里，还下令做了收藏目录。清代的乾隆皇帝更是收藏爱好者，亲自指挥为收藏编撰谱册。

　　古物收藏的另一个分支是文人收藏，其中涉及的观念就是“器以载道”。中国文人的理想是“达而兼济天下”，古物收藏成为他们展示仕途追求的载体;而一旦仕途不顺，他们就把自己的情怀赋予收藏之中，所以，中国画也好，器物也好，它们不单单是一个个物件，而是一种心境、情怀的表达。

　　因此，传统古物收藏成为早期中国博物馆一个重要的源头，甚至成为主体部分。

　　再来看看西方博物学观念对中国博物馆的影响。

　　西方博物学最主要的观念是“公共公藏”，对社会开放是近代西方博物馆产生的标志之一，他们认为收藏是公共的。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私有秘藏，我们认为只有在完全占有收藏品的情况下才能去欣赏。庆幸的是，西方博物馆“公共公藏”的开放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进而引发了中国博物馆的诞生。

　　中国人最早独立自主建博物馆是在1905年，而从1868年到1905年的近40年间，活跃在中国博物馆舞台上的都是境外来华人士。他们的主要成分是来华的传教士、从事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以及博物学家，他们在中国境内创建了博物馆，借助博物馆的实体传播简单的自然科学观念。所以，我把1868年在上海建成徐家汇博物院的时间，作为中国博物馆创建的开始。当然，也有人把1839年作为中国博物馆起始的时间，因为1839年“博物馆”这个概念被翻译了过来。

　　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兴起，有一个时代的语境。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多知识分子放眼世界，向国外学习，想方设法改变中国。其中，就有人提出把博物馆当作一个社会教育机构引进，“开启民智”“教育救国”，普及公众教育。

　　谁是创建近代中国博物馆的主体呢?

　　最早是一批游历境外的官绅。他们与早期的境外游历者不同，早期的境外游历者仅仅是把博物馆作为一件新奇事物来介绍;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出国门的官绅真正接触了博物馆。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是传统社会的精英，所以他们逐渐取代境外来华人士，成为传播博物馆的主体。他们通过写文章，向国人介绍各种博物馆知识，回国后又积极呼吁创建博物馆，以保护古物、开启民智。

　　他们通过比较后发现，欧美博物馆不同于本土的珍宝馆、藏宝楼，中国的藏宝楼都是私家的，博物馆是公共的，所以他们尝试把博物馆建设纳入国家的公共事务中，成为创建中国博物馆的先行者。

　　而且，他们对博物馆的认识已经脱离了新奇之观感，触及了博物馆的核心功能，那就是付诸教育。比如，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所撰写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把创办博物馆与教育学生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要把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游历官绅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著作有很多。其中，有大家熟悉的康有为，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大量提到博物馆的功用，还提出了口号：“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清末状元张謇写了《东游日记》，反映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另一个创建博物馆的主体是留学生。留学当时在中国是新生事物，最早由洋务运动推动大量留学生出国求学，到20世纪初这些留学生陆续回国，形成了一个学兼中西的留学知识群体。特殊的学习经历，为他们提供了文化传播的学术资本。他们既懂中国，又懂西方，很快成为传播先进观念的中流砥柱。但是很遗憾，他们的建馆实践大多以失败告终，所以他们的科普教育等倡导性观念没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群人中的代表人物都是各界精英，比如蔡元培，当时任教育总长，提出应大力建设博物馆，他甚至提出博物馆的美育可以代替宗教，净化社会。傅斯年、李济、胡适、梁思成、徐悲鸿、刘海粟等，都参与了博物馆观念的传播和创建博物馆的实践。

　　还有一群创建博物馆的主体，他们常常被忽略，那就是中国本土的金石学者。在当时的知识界，总认为新的就是对的、好的，总觉得留学生代表着进步，而本土学者是顽固派，固守传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些学者都有着深厚的金石学功底，有着本土的地缘优势，他们中的很多人主动融入博物馆的建设中，并很快成为主体力量。

　　王国维虽然留学归来，但从精神层面来说，他更是一位本土金石学者。早在故宫博物院创建之前，王国维就曾向溥仪呈递奏折，提出“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这个理念非常之新。

　　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马衡后来主持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一大批传统金石学者被引进故宫博物院工作，古物馆成为金石学者的大本营，为金石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清末金石学家端方也较早提倡将古物公之于众，他把自己的毕生收藏建成陶斋博物馆。端方和张謇是好朋友，当得知张謇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私藏创建南通博物苑时，端方送了很多文物收藏给张謇，以表支持。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