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评奖”与当代艺术的“傻干观念”

吴味 

我一直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评奖保持着警惕，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当代艺术的严重利益圈子化以及评委本身艺术观念的严重滞后和/或混乱，不可避免会导致评奖的异化、乃至荒谬，而评委本身艺术观念的问题更是关键。远的不说，近期深圳的圈子艺术中心的第二届“圈子艺术青年奖”评选（以下简称“圈子评奖”）就很成问题。

一般来说，任何奖项的最高奖可以说是奖项的艺术风向标，代表了奖项推崇的新艺术观念。第二届“圈子评奖”将最高奖（一等奖）给了邓玉峰的《营救行动：破案小组》作品，评委杜曦云的评语说：

邓玉峰的《营救行动：破案小组》获一等奖

“很多艺术家提出问题，但不解决问题，因为艺术家习惯于：对现实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象征性的抽离和转化，落户在美术馆这个白盒子系统中。邓玉峰尝试面对最直接的真相，为此，他在生活现场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的方法。这种近身肉搏的方式，需要勇气、耐心，而且检验标准一目了然：有没有解决问题？”

而评委张海涛在为邓玉峰的“破案小组：营救行动”展览（2016年11月12日—2017年3月12日北京宋庄NO！空间）写的《试图解决问题的实证艺术——“破案小组：营救行动”前言》 中也说：

“这个艺术项目不只是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营救行动试图能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破案的成功与否都将会起到一定的倡导作用，在这个以钱衡量一切价值的年代提示我们应该多一份良知与担当。”“当代艺术不一定只有批判现实才有意义，批判后积极解决和实施方案的态度更为重要。”

邓玉峰的《营救行动：破案小组》

很显然，第二届“圈子评奖”之所以将一等奖评给邓玉峰的《营救行动：破案小组》，主要是认为它不仅提出（批判）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解决问题。评委们认为以前的当代艺术只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所以邓玉峰的作品是当代艺术在本体论拓展意义上的一个超越。

这样的当代艺术观念简直让我惊愕！我想起了在2017年4月1日也是在圈子艺术中心举办的“其他人·李一凡个展”论坛“社会转型与治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中的冲突”上，有观众提了一个“艺术是否也应该解决问题”（提出改造社会的方案）的问，我当时做了如下回答：

“这里面存在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这种社会分工倒不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硬性分工，好像艺术家就不能做改造社会方案的设计（即解决问题），建筑师才可以，不是这样，而是一种专业性质不同情况下的自然分工。艺术学是有关人的价值的形而上问题探索的，这种具体改变社会的工作（解决问题）属于形而下的社会工程学，具体改造社会的方案是社会工程学的任务，不是艺术的任务，艺术家可以去做，但艺术家去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社会工程师的身份，而不是艺术家。艺术家对于社会改造的意义不在于艺术家直接去做社会改造工程，而在于提供社会改造的新价值依据（新价值可能性）以及改造社会的触发点或起点。比如说治理，我们谈艺术家作品参与社会治理，是参与提供社会治理的可能性价值依据和起点，也就是看某种事物都是一种习惯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知道它有问题，而艺术家通过某种独特的角度把大家认为都不是问题的事物让你看到有问题，结果社会管理者发现原来这有问题，而且可能很严重，以前没有意识到，大家都习以为常，发现不了，艺术家却让人们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结果就可能成为改造社会的起点，并提供了改造的可能性价值依据。这就是艺术与社会改造（解决问题）的关系。”（圈子艺术中心《“其他人·李一凡个展”论坛“社会转型与治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中的冲突”纪要》，内部资料。）

这即是说，艺术（家）虽然可以直接去解决（社会）问题，但直接去解决问题并不能增加艺术的价值，因为，从自由的意义上说，解决问题的社会工程学针对的是已知自由价值的实现问题，而提出问题的艺术学针对的是未知的自由价值可能性的探索问题，虽然都有价值，但前者的价值是形而下的，后者的价值是形而上的，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价值，属于性质不同的学科。而且，由于术业有专攻，艺术（家）越俎代庖地去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不仅不可能强过社会工程师，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圈子评奖”所肯定和推崇的邓玉峰的《营救行动：破案小组》作品的“解决问题”的“营救行动”有什么艺术观念的超越呢？那种越俎代庖又不能增加艺术价值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当代艺术不务正业而又费力不讨好的“傻干观念”。如果邓玉峰的这种需要勇气和耐心的近身肉搏的针对被拐卖儿童的“营救行动”也是、而且更是超越性的当代艺术的话，那打拐警察的更需要勇气、耐心的更近身肉搏的“营救行动”早已多的是，岂不都是超越性的当代艺术？那还有你当代艺术（家）去“超越”的份啊？而这么明显的艺术观念问题有没有评委持否定意见呢？如果没有或没有公开表达出来（暂时没见），那“圈子评奖”岂不成了“圈子的评奖”——艺术江湖圈子的评奖？

其实，这种“傻干观念”在第一届“圈子评奖”就已露端倪。第一届一等奖作品是刘成瑞的《澜沧江计划》，尽管该作品的《获奖评语》有写：“在向当地传统风俗所作出的反向性努力中，不但是刘成瑞进行时态的社会实践，同时也是‘众筹网’上社会力量的显示，它会通过刘成瑞的‘代议’和‘代行’而使当地失明儿童换来可能有的一丝丝的光亮和改变当地风俗上的对这些失明儿童的不公正。”（王南溟撰）但作品对“当地传统风俗”及“儿童的不公正”问题的揭示显得十分空泛笼统（下详述）。我甚至怀疑作品的获奖更多是因为它的比较新颖的形式：“用盲童的名字来命名这些河流，并标注到GOOGLE地球上。世界各地的浏览者只要在GOOGLE地球上看到相应的河流，就闪耀出这位盲童的名字。这既是象征性的‘启明’，也向网民敞开。”（杜曦云《继续开放——移动互联网中的艺术》，网上查阅。）而作品通过“众筹”治疗盲童的社会工程学行为在评奖中也受到肯定和推崇（杜曦云的上述文章也很明确）。而到第二届“圈子评奖”，居然把社会工程学行为当作当代艺术的主要超越性成果而进一步加以当代艺术观念导向性张扬了。

刘成瑞的《澜沧江计划》（将盲童名字标注河流）

刘成瑞的《澜沧江计划》（等待接受治疗的4岁盲童－德勒公保）（众筹）

更令人遗憾的是，两届“圈子评奖”的一等奖作品在当代艺术的专业本分——即“发现（提出）问题”上，都乏善可陈，都停留在空泛、笼统的社会问题的表面。邓玉峰的《营救行动：破案小组》不过是了解了拐卖儿童的具体过程，并实施了具体营救，并没有在其中独特发现特定具体的指向人的价值迷失的社会文化政治道德……问题（普遍性的人性问题的特定具体化）；刘成瑞的《澜沧江计划》也是如此，同样没有独特发现盲童发生及其现实存在的背后的特定具体的指向人的价值迷失的社会文化政治道德……问题（我记得颁奖后的晚餐交流中我就与刘成瑞及其他艺术家谈过我的观点），它的上述比较新颖的形式实际上也与问题的揭示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是增加了与外界交流的可能。两个作品都没有表现出发现人的价值的形而上问题的艺术智慧。严格意义上说，它们没有发现说明很有价值的问题，那些非特异性的笼统空泛的问题由于没有特定针对性而实际上不是当代艺术的问题（参阅拙文《当代艺术的“问题社会学”——在“其他人·李一凡个展”论坛“社会转型与治理”上的演讲》，吴味的《问题主义》公众号2017年4月30日文章。我的其它诸多文章也有这方面讨论）。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缺乏发现问题的艺术智慧而只好不务正业地“傻干”，还是不务正业的“傻干”扼杀了发现问题的艺术智慧呢？

当代艺术的“傻干观念”的流行正暴露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理论思维的贫困，他们似乎普遍理解不了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以为社会学转型就仅仅是要关注社会问题，和参与解决问题的具体社会事务，却不明白社会学转型是借用社会学的实证性的科学方法论（其核心是科学思维方式），去揭示社会问题中人的特定存在问题（存在的真相），以追问人的特定意义（自由可能性），这里的问题有三个层面：社会问题、存在问题、自由问题，而自由问题才是当代艺术终极目的诉求（同上），这种自由可能性的诉求才产生当代艺术那种的超越性的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的批判性和人文性，艺术的文化良知和责任就体现在这里，这才是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的实质；而不是要当代艺术去关注表面的社会问题，更不是要当代艺术去参与解决问题的具体社会事务。当然，如果参与解决问题有助于当代艺术目的诉求的实现，那当代艺术家参与解决问题也是需要的，但即使如此，参与解决问题本身并不是当代艺术的内在构成，而只是保证当代艺术终极目的诉求实现的外在条件。

吴味在“其他人·李一凡个展”论坛“社会转型与治理”上作“当代艺术的‘问题社会学’”演讲

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当代艺术的基础理论问题并非以前没有论述和文献，仅仅我的文章就有许多篇，就在上述“其他人·李一凡个展”论坛上我的演讲还深入地讨论了这些问题（同上），一些当代艺术人士（尤其是批评家）何以还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其实不过是“傻干”的幻觉呢？

2017年5月18、19日晚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