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Worm：坚守写实立场的艺术家在今天已经不多了，有点凤毛麟角的感觉，是什么动力使您在这条路上走到现在的？

　　刘亚明：可能出生的年代不一样，1976年后国外的艺术慢慢引进来了，后来有机会了出国看原作，走遍了几乎全世界的大博物馆。有的画反复看，看一个星期......我不是功利主义者，如果功利，我可以很早就开始“现代派”的，而且我本身是学电影的，我太有这个条件。从国外回来我思考了很久：绘画是不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或者走到了极限？我最终的答案就是两个都没有。我反问自己，最喜欢在艺术上干什么？答案还是手上功夫。到现在，我每天早晨都会六点多起床，七点多开始画画，每天都很有状态。从历史上看，架上绘画并没有处在极限状态，有太多的可能性。但真正能跟东方发生关系的，除了日本浮世绘对西方印象派的影响，中国也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比如说水墨画的意韵感，书法的书写感等。我们为什么不去重新考虑这个结合呢？当然，早年很多人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但都没有去做真正的大题材，都是小题材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宏观一点的东西呢？以往中国的大题材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要不就为商业服务，没有真正地在为人类服务。此外，我们追西方追的太厉害了，都要进入西方的逻辑轨道。我恰恰发现，美术史上，有些人不走逻辑轨道反而成大师了。中国艺术家多数还是想纳入西方系统，他们是有功利心的，也就是杂念非常的多。我这个人没什么杂念，早年有过，但现在到了这个年龄，看得多了、该得到的也得到了，所以更希望安安心心、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地做艺术。这就跟我们修行一样，要放下，越干净力量就越大，杂念越多越没有力量。

刘亚明16岁的电影广告作品《橡树十万火急》

刘亚明21岁的电影广告作品《幸福的黄手帕》

刘亚明21岁的电影广告作品《野鸭敢死队》

　　Art Worm：“人”总是处在您作品的核心地位，为什么这么执着于画人？您对人性有什么独到的看法吗？

　　刘亚明：15岁就被自己扔进成人堆里的一个人。所以我了解人性的过程完全就是我的“血泪史”。小时候我对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认为成人自律性强，应该都很善良，不像孩子那样不懂事，会争玩具、会打架，成熟了就好了。事实上这个是完全相反的。我爸爸那时候没有教过我，书读的也很少，我就直接被扔到了成人堆里。我发现，我的家庭是很善良的，但这个社会环境不善良。你看我画了那么多可爱的人，你也可以从我的画中看到人的另外一面，最恶、最丑陋、最自私、最贪婪的一面。这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几十年来，我特别喜欢捕捉芸芸众生，我经常会走到一个地方，了解最普通的人，他们最根本的诉求。所以对人性我有独道的看法，这些东西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左右，也不受别人的引导，完全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所以很多人请我画画，也是因为我能把人的最根本的东西画出来。我非常注重人的第一印象，更加注重眼睛的表达。现在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对眼睛的表达了，还有很多人完全唯美化了，这些都是我不屑一顾的，也不在我的视野范围。我经常想，这四十年中人们究竟是在干什么？社会的变革中，人性的变化是最残酷的，灵魂是跟不上的，有很多人没有思想准备，突然就变成这样了，而明天又突然变成那样了，所有人都是焦虑的，在彷徨中挣扎，我就是想要深入进去，把这几十年最真实的人性的变化给“抓”出来。

此岸 280cm×220cm 布面油画 2000

（手机横屏）

世纪寓言  300cm×1600cm  布面油画 2007-2009

　　Art Worm：您的作品会使人感到您是要追求某种超越，您想超越什么？

　　刘亚明：我在艺术上还是相对偏传统一点，我认为绘画不光是给专家看的，而是能够让百姓接受，更多人读懂它才有价值。我看了这么多的大型绘画，最突出的是伦勃朗的《夜巡》、米开朗基罗的《末日审判》。拿伦勃朗的《夜巡》来说，我前后看了四次，通过这四次看画经验的变化，你可以看出我所要追求的“超越”，以及其中心态的变化。伦勃朗的《夜巡》是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内最重要的一幅作品。第一次去看是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我完全振奋了，整个人都晕了，觉得太牛了。他的光、他的布局、他的人物关系，以及他的整个气场。画面中一个上尉、一个副官，仿佛一步就要从画框中跨出画外。这些都让我感到无以言表，十分膜拜。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要做一个计划，学它十年的古典主义，等把它的精华学到手了再去试着画大画。我当时才三十岁，完全有这个时间，其实四十岁也不晚。等到那时候，自身民族文化的本质就会自然而然流露出来。当时在我的心中就已经有了要画大题材的冲动。等到第二次去看《夜巡》的时候，我开始仔细研究，它为什么可以这样牛呢？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它为什么还能这么吸引我呢？从这时起，我已经开始准备画我的《世纪寓言》了。看完伦勃朗，回来以后我又专门跑到军事博物馆去看了陈逸飞的《蒋家王朝的覆灭》，当时觉得确实不错。之后我又跑去俄罗斯，去那边的博物馆看那些对中国有影响的西方大师的大型作品。当时我发现，一定不能再去重复传统。那样的话，干脆就不要去画了，你的内容、方法，包括色彩等等都要不一样才行。那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污染”，环境的污染和人性的污染。当时我的感受是很痛苦的，感觉所有人都在疲于奔命，焦虑地追逐着什么，身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追赶着。从俄罗斯回来后一个星期，《世纪寓言》的草图就画出来了。后来当我画到一半的时候，我第三次去阿姆斯特丹，之后又去了军事博物馆看陈逸飞的那幅画。我发现当年崇拜得不得了的大画，此时走近一看，觉得好像不再是那幅画了似的。这是因为当你自己做到了，外在的事物在你眼中也就变了。我今年又去了阿姆斯特丹，再次看了伦勃朗的《夜巡》，而这时它对我来说，冲击力已经没这么强了。2013年我在慕尼黑看了很多鲁本斯的草图，当时觉得他是一个天才，随便一个小稿都能画得这样精彩迷人，觉得这就是大师了。但问题是他的大画往往不尽人意。而东方人，讲求“气韵生动”，讲求“一气呵成”，唾弃“匠气”。这二者之间，为什么不能好好相融呢？所以我就是想画一些巨大的画，让它超过人类生理的极限，但它又是一气呵成的，在你的掌控之中的。它对中国当代艺术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从青春期到我现在五十多岁了，亲历了中国变革的这几十年，包括心灵的变化、精神面貌的变化、面相的变化等等，这就是精神上的现实主义！然后我也希望我的画中能有东方书法的“逸气”，但是做起来 是很艰难的，把它传递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下一张大画，语言上来自西方与东方的结合，精神内涵上借鉴了《清明上河图》。它像纪录片一样，是可以慢慢阅读的，里面充满着当下细节。

（手机横屏观看效果更佳）

苍穹之眼 900cm×1200cm 布面油画 2011- 2015

　　Art Worm：文学就是人学，写小说、戏剧不能没有生活，但作为一个画家，您觉得像文学家那样去感受生活是重要的么？有没有想过要去做脱离文学性的绘画？

　　刘亚明：我的艺术包含了戏剧、音乐、文学，还包括了电影，因为我就是学电影出身的。我觉得它们应该是融会贯通的。电影是怎么产生的呢？电影是文学、摄影、绘画、音乐等不够用了，就要把它们都统统融合在一起，才产生了电影艺术。我刚北漂的时候，心中的一切就是为了要画画。但当面对生计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参加了几部戏，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是《渴望》、一个是《编辑部的故事》。我在里面做美工，所以我对场景、对氛围是有把握的。 此外，我哥哥从小就整天拿着书看，他现在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老外都请他去讲课。有这样的人在身边，能对我没有影响吗？因为受时代的影响，我从小就没有读过什么书，长大后恶补，《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什么的。我们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出文人的地方，小的时候这里有三代文人：一代是被贬谪到这里的民国精英阶层，一代是有思想的右派分子，还有一帮读过点书的“老三届”，许多70、80年代的青年人十分有追求有理想，那时将热爱文学艺术的年轻人统称为 “文学青年”我就是其中一员。从我16岁起，这些人就在影响着我，而且我想方设法与他们搞好关系。这种经历，能忘得掉吗？请问我怎么把它从我大脑中剥离出去？当然，艺术史上进入现代主义以后也在讲要放弃文学性、放弃什么什么的......

戴黑帽子的奶奶 53cm×45cm 布面油画 1996

哈芝乃系列四 61cm×51cm 布面油画 2003

　　Art Worm：您关心艺术史么？在您心中，整个文化系统与艺术是何关系？艺术应该追求怎样的高度？

　　刘亚明：人类要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了宗教、有了哲学，这样才跟动物不 一样。人类先有语言，后来又有了文化。你作为一个画家，还得有诗性。当然，诗、音乐什么的就要往后排了。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这些综合素质，画画就是为了去表达审美，这就很低级。三流的艺术止步于审美，二流的艺术，就要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开始表达人类的精神高度。而一流的呢？不仅要有精神高度，还要有自己的创造，它与前人是不一样的，同时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当然这个不一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绝对的创新了。

画世纪寓言的刘亚明  227cm×162cm 布面油画  2009

舞台  186cm×140cm 布面油画    2012

　　Art Worm：您关心艺术圈么？比如2018年普遍被看做是当代艺术的第四十年，这种纪念或者说暗藏的时代转折意义有何价值？

　　刘亚明：这四十年肯定是有价值的，未来也会有转折。这就和我们生存一样，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突然能吃得饱了，现在是艺术刚刚走过了吃得饱的过程，还在经历一个浮躁的过程，就像吃饱饭了就想去做大生意。但这个混乱的过程一定是要过去的，理性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我的预见是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一定要出大师。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但若是不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按艺术的规律去做事，不面对自己的内心，就势必会被时代淘汰掉的。很多之前能卖画的画家，现在活都活不下去了，正是因为他们把艺术当作生意来做，注重炒作而不在艺术本身上下工夫。艺术发展是有它的内在结构的，如果不在结构上用力，不是真诚地面对，用一生去捍卫艺术，那个心中最耀眼而神圣的光，你最多就是个商品。

詹姆斯  80cm×60cm 布面油画  2016

在画《苍穹之眼》的刘亚明  400cm×200cm 布面油画 尺寸  2012

　　Art Worm：很多做架上绘画的都很反感当代艺术，尤其是对其中批判、观念、实验的那种很反感，您有无这种情绪，除了绘画，您关注艺术史或艺术圈的其他形式的作品么？

　　刘亚明：我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人，当代最好的作品我一定要看。90年代初我就在美国接触到了当代影像艺术，我又是学电影的，要转过来很容易。为什么没有呢？我扪心自问，自己本心就喜欢中世纪那些巨匠们的做法，甚至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个时代的人，这样反而就简单了。画画就是画画，现在的人是干什么不像什么。8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风气已经开始浮躁了，像我哥哥整天研究文学的人都浮躁过。我当时就决定，我要花时间潜下心来把真正自己的艺术高度建立起来，10年不行就20年，20年不行就30年，实在不行就一辈子。 至于当代艺术里面，也许也有做得有深度的。 否则为什么叫当代艺术、实验艺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会产生垃圾，没有垃圾才不对。大量的垃圾才能造就出一个蔡国强、一个徐冰、一个黄永砯等等。

此岸- 5220cm×280cm 布面油画 2003

　　Art Worm：今天是一个普遍追求智力的时代，与此同时，又有很多人变得很滥情。作为一个从事架上绘画的艺术家，您怎么看以上现象，您是否希望自己的艺术能为生活带去价值？

　　刘亚明：艺术一定要有社会价值在里面。如果别人都看不懂，你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你的作品要接地气。比如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奥运会都可以做作品，黄永砯的艺术作品也呈现在许多西方的公共场所。我不喜欢高高在上，拿着样子的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诚。如果说做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的人都不真诚，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Art Worm：从您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基督教的能量，同时又有东方的一些东西，包括图像里出现的佛教造像，在您的思想里有无矛盾自己应该属于哪一类吗？

　　刘亚明：我不去过早地把自己归类。我爷爷是私塾老师，我外公是中医，我舅舅本身是画画的，后来又研究易经。我间接经历了上山下乡，经历了改革开放，1983年因画人体差点被关进监狱。之后我又北漂，又到欧洲、到日本、美国去，我恨不得再到南极去。当代人都知道，地球在宇宙当中就是一粒尘埃，地球上所有尘埃加起来，还没有宇宙当中的星球多，而宇宙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宇宙。你有必要狭隘地把自己分成哪一类吗？你又是哪一类呢？ 我对基督教感兴趣，对佛教同样感兴趣，甚至对道教、对《易经》也感兴趣；我对琵琶感兴趣，对交响乐感兴趣，对当代音乐、当代戏剧感兴趣，对传统话剧也感兴趣。我有必要把自己归为哪一类吗？我不去归类，等死了以后自然会有人帮你去归类的。

刘亚明工作室

　　Art Worm：如何概括至今您在艺术上的真正追求？您希望后人如何评价您的艺术？

　　刘亚明：我要画的是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综合的、挡不住的东西。我特别看不起有的人，画的貌似是艺术，但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艺术，穿的衣服也不艺术，吃的饭也不艺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艺术人，只是从事了这个职业，顶多算个手艺人而已。太多的人是这么干的了，也有太多的人没有艺术家的素质，却已经被纳入到所谓的艺术家行列了。 我的一身本领并不是在学院练就的，而是在社会上练就的，在电影院练就的。我八年当中画了几十张大画，那些大画是要挂到大庭广众的广场上的。写实绘画最怕两点：一个是远看，一个是在自然光下看。而我在八年当中，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退到五十米、一百米的地方去研究它，为什么有的画在画室里就觉得效果很好，而拿到广场上自然光下一看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或者在画室里感觉不错的色彩，一拿出来看，就会觉得很脏，为什么呢？是因为自然光检验真理，距离检验真理，这个是我在生活里练就的。 我从15岁练到20多岁，再加上我后来又学电影、做电视，还喜欢文学、喜欢音乐，以及对宗教怀有热诚。它们叠加到一起，就变成了我这样一个“怪 胎”我们的时代我的个体经验不可复制，过去中国人经历的几十年不会照样重来，时光不可倒流，因而我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未来的人会知道他创造出来的价值。

　　（转自：艺术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