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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相信照片

  周军在北京某学院学摄影的,毕业后在国内发表了些摄影作品小有名气,90年自费赴日本留学。

  同一栋日本的出租房里住着许多的中国留学生,来自祖国各地,大家白天上学晚上打工彼此很难得见一面。没有特别的事,相互不打扰。住在宿舍对面的福建女留学生,有时候,打工回来敲周军的门,一般都是问一问日语学校的作业怎么做,主要是问日语语法。虽然周军也不是日语专业的,但他在国内上过大学,而林霞是从福建农村来,只上过小学,中学都没有毕业,出钱由蛇头办的签证,来日本表面是为了留学,目的是来日本打工赚钱,赚几年辛苦钱后回去盖房子、开店、开厂。她们村大多数是华侨,家家都盖有大房子。林霞心思只在打工赚钱,所以没有心思学习,而在日本拿留学签证的,学习成绩不好,学校不开证明,就拿不到签证。所以她每次打完工就担心第二天的功课。只好敲周军的门问问。周军很有耐心,总是满足林霞的要求。

  由于林霞打工时间比较长,在日本社会上认识一些打工的朋友。周军虽是大学毕业,但找工作没有林霞精通。有几次周军失业后都是林霞帮着找的工作。

  周军比林霞大二十一岁,在中国结过婚,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而林霞才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一般城里姑娘十九岁就比较懂事了。可林霞来自农村,对男女方面的事不是那么精明,再则他把周军当老师当大哥尊敬,所以不管多晚,不管方便不方便她都要敲问问作业或询问填各种表格以及问一些日语的生涩词汇。

  久而久之,周军与林霞的来往就更频繁更不设防了。有几次林霞本来回来就晚,再做作业搞得深更半夜在周军屋里打个盹,天亮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洗漱一下就去上课了。林霞晚上的工作是在酒吧陪酒,这工作工资高,小费也多,就是每晚回得很晚。周军是在餐馆唰碗,晚上十点就回宿舍了。没事干,渐渐地,他把晚上等林霞作为他晚上企盼的事了。

  只要工资高,能每月多寄些钱回家,让父母开心,林霞不在乎陪酒时日本人对她的动手动脚、搂搂抱抱。每次给家里寄钱时,林霞总是也寄几张由周军在日本给她拍的,她穿着日本时装,背景是日本高档场所的生活照片回家,让爸妈看了放心。这让街坊邻里看了都羡慕不已。

  日本的住房租金很贵,留学生的房间都很小,都是在榻榻米上睡地铺。有一次她在周军的房间里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发现就睡在了周军的身旁,而且他的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身上。周军轻轻的打着呼噜,睡得那么沉。忽然间,林霞涌现出渴求温暖的冲动,依偎到了周军的怀里。打那以后,俩人如胶如漆地来往,周军常带林霞外出拍一些照片,从此林霞房间里照片越来越多,有风景照,有大美人头,有出浴的人体等等。

  林霞对生活的常识几乎是一张白纸,几个月没来“生理”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当她的衣裤都嫌小没法穿,肚子渐渐大起来时候,才被老板娘发现。

  日本做人工流产有个规定,要亲属签字;亲属不在身边的,由本人指定责任人签字。

  年轻的姑娘,出了这么大的事,并没有怪罪周军。从她内心来讲,这事是不是周军自己也很难说。她也曾跟几个日本人发生过性关系。这事总不能因周军人好而去怪罪于他,林霞不做那种事。做人工流产的那天,她询问了手术费用之后心里十分的心疼,怎么日本堕个胎要这么多钱,她心情低落。填完病例表后,给周军打电话,要他帮忙签个字。周军死活都不来,没有办法,这事拖了几天,她只好又花钱请了个日本人代理签字才算做了人流手术。

  这事本该完了,可医生又拿来账单,说是胎儿已成型,不能随便丢弃。在日本,这种情况要单独请人埋葬,日本人工费又贵,所以要追加费用。

  对于林霞来说,日本人的坏,周军的绝情,手术的痛苦,她都能忍,唯一让她心痛的是要花费她的日元。在日本,每一个打工的人都知道,日元对于留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某些目的就是来日本挣钱的人来说,日元就是她们的青春,就是她们的生命。

  在国内用钱,谁也没有在意纸币脏不脏,用得很随意坦然。可是在日本,留学生对日元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虽然日元纸币是干干净净都像新钱,但日元的背后总是与过分的劳累、惊恐、心酸、尊严连在一起的。

  林霞的工作没了,周军也搬走了,由于近期学校的考勤和成绩都出了点问题,签证不能延续,只剩两个月的日本滞留期了。

  真是祸不单行啊!林霞身体手术后本来都没恢复,再加上这几重的打击,她只能成天躺在床上。无聊了就翻翻周军给她拍的各种照片。

  由于每个月都把钱寄回家了,手术后她的手头比较拮据,再加上一直没有打工,日常生活都有点问题。家里来信追问,怎么最近没有寄钱回家,只寄了些照片。

  林霞哭了。一个人在国外,一旦没有了钱,就更显得孤独、无助。

  房间里几天都没有东西吃了,她穿好衣服,想去找老乡同学帮忙。但同学都不在家,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她一个人漫无目的的来到了街上。就那么点长的商业街,她走过去,走过来好几趟,没碰见一个熟人。她下意识地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她熟悉的超市。她感觉一阵晕眩,一阵虚脱。她靠在了超市的货架旁,半天才清醒过来。她看货架旁放着冰激凌,随手拿了一个,剥了就吃,一股凉凉的、甜甜的味觉让她清醒、舒畅……

  超市报警,警察几分钟就到了。在日本的法律认为,没有钱付账就算偷。偷东西不在于便宜和贵,不在于东西的大与小,他们追究的是偷窃者的动机。林霞的事从警视厅到区役所,再从区役所到入国管理局。最后处理结果是,遣送回国。送她的交通工具不是飞机,而是船,是从横滨到上海的海船。

  四天后船在上海港口靠岸,林霞没有下船。中国接应的工作人员在船上找了个遍,没有见到林霞。只是在她的船舱里找到她的一个行李箱。

  通过与福建公安联系,几天后,这个行李箱送到了林霞所在福建的老家。父母接过行李箱嚎啕大哭,想找公安问个究竟,公安回答十分简单,我们无法奉告,最终的结论是:畏罪跳海自杀。

  林霞的父母不服这样的事,十分冤屈,问福建的公安,而回答是应该找上海的公安,而上海的公安回答是应该找日本的入国管理局,千里迢迢,语言又不通。再说一介普通的福建农民知道找谁呢?

  他们伤心地打开了女儿的皮箱,里面除了一些日常的衣物以外,都是她在日本的一些生活照片。每一张照片都绽放着她青春活力的笑容。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照片,传出的一串串的笑声却使她的父母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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