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正杰是一个靠直觉创作的画家，他从不造作地扯些飘渺的概念，只是用心地描绘他目光所及的人、物和景。然而，即便聂正杰的绘画技巧已经相当精熟，他的画面依然不时地溜出一股“土劲儿”，甚至“土”得相当呛人，这或许与他出生成长在农村不无关系。“土”在这里并非贬意，反而是一种酸涩和粗粝的真切感，而这种“真切”则鲜见于与聂正杰同辈的艺术家之中。

　　聂正杰的绘画语言源自于深厚的西方写实主义传统。这个传统曾经是人们赖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视觉途径，并构成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表述和记忆。这个传统也同样深植于中国近几十年的艺术传统之中，但由于教育体制的僵化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的油画家要不无法摆脱迷恋技巧的幼稚习作，要不帮衬意识形态宣扬大话空话，要不沦为伪文人画的虚情假意。而在这个市场经济活跃的新时代，写实主义绘画更大肆衍化为矫揉造作的媚俗欲望，在意淫和自慰中无限膨胀。

　　聂正杰的绘画却是个例外，并具备了相当的自足性和完整性。在一幅幅似是随意抓拍的画面中，既看不出他对于某种时髦美学陈词滥调式的追求，也看不到他对于写实精准性的刻意雕琢，酣畅淋漓的笔法勾画了各式各样的人。虽然画中人尽极做出复杂的表情和姿势，却更像是一具具缺乏灵魂的躯壳，漂浮在一个被聂正杰篡改的世界中。或者说，他们既像活在我们身边路人，又仿佛是隔世的灵魂。在画面与现实之间，聂正杰蒙上了一层缺乏现实感的空气，干涩空洞，它吸走了这个世界的全部光华，又重新为世界添加了一层含义。

　　游离在这种现实和超现实感之间，聂正杰找到了一种真切地表达方式，这种方式恰如其分地诉说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体验。在荣获2012年约翰莫尔绘画奖的作品《存在》中，聂正杰不再描画人物的头部，而是任由人物在画面中凝固成一具空壳般的雕像，这种方式也反复被运用到后来的创作中。在这里，人，不再是具有性灵的血肉之躯，而是成为一个表征的符号，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缺乏个性和思考能力的人，一个无差别的社会化的人。有趣的是，在《硬币》作品中，聂正杰把画面中的主体人物的头部替换成了一枚银币，在以黑色和白色为背景的基调中，一辆城管的执法车和一名穿着暴露的女子充当着不可或缺的点缀。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提到货币经济“以金钱衡量一切”就是量化一切，用金钱的“量”衡量一切，导致利益、关系、理解的平均化、无差异化。作品《硬币》似乎就是这个论点的有力注脚，通过用硬币替换人物的头部，人的差异性被简洁且巧妙地抹平了，人不再具有人原先的含义，仅仅是个干涩而缺失的概念，是这座庞大社会机器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零件。

　　艺术向来是不完整的，一如生命。它从不主动向人们诉说意义，仅仅让人们揣测和感受，这本身就是一种缺失。但缺失也常常带着迷人的诗性，像那樽时缺时满的月亮。聂正杰的绘画无时不包含了这种缺失，人物躯体的缺失，背景的缺失，心理的缺失，甚至说，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感的缺失。缺失带来了错位，前一刻我们在画前感同身受，下一刻就恍坠梦境，不知所以，现实在这里发生了些许的偏移——心理上的，而非视觉上的。可以说，通过对现实的细微篡改，聂正杰小心翼翼地把现实撕开了一条缝隙，裂缝吸引我们窥探，而我们却一无所获。什么是百分之百的现实？我更加困惑、怀疑。

　　聂正杰随意、躁动、甚至粗鄙的笔触时常让人感到焦躁，却伴随着某种市侩的快感，像是街头巷尾那闹人的吆喝，又夹杂着都市人的落寞。他画周边的人、物和景，目光所及构成了聂正杰绘画的全部世界，这个不多不少的世界既是他的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他的智慧所在。人类在艺术中不断证明自己的不朽，挑战认识的极限，却在现实前无能为力。那什么是认识的归宿？目光所及无疑是条出路，它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支撑艺术的生活，什么是探寻生活的艺术。

作者：吴升知